[摘 要] 论文在文化生态学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的“逃避”视角两种理论路径中，寻找一种对话和相互启发的可能，试图对两者的不足做出一些修正，尝试为当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一种更加综合和开放的视野。通过德昂族的田野调查来说明，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作物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克服海拔的限制，但人身对环境的体验和海拔差异的感知却依然存在，海拔差异的重要性仍然会在仪式中得到表达。
[关键词]海拔；生计；现代性；文化生态；生态人类学
自从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开创性地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注]Julian 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30～42.这一概念来研究文化适应其环境的创造性过程，并把生计方式视为与环境直接相关的文化核心(culture core)以来，生计方式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云南独特的民族垂直分布格局为文化生态学的考察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即同一民族大体分布在同一海拔高度上，而不同民族则顺山势呈现出垂直立体分布的状态。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看：一方面，某一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计方式与其所处的生态位(特定海拔)相适应，因而在一定区域内倾向于在某个相对固定的生态位上生存；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生态位的民族之间则呈现出垂直分布，由于生态资源和生计方式的差异和互补，历史上形成了持续的物品交换和族际交往。文化生态学多用“适应”“平衡”等核心概念来解释相对稳定和封闭状态下人群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为我们深入研究文化与生态之间的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同样针对海拔与生计方式的问题，近年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不同于文化生态学的分析范式，采用统治-抵抗的权力话语来分析海拔和生计选择在前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意义。[注]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他认为山地民族所采取的“自我野蛮化”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都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而进行的社会选择。斯科特坦言他的分析只适用于20世纪前半期(1945年或者更早)以前。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地形阻力”很难被克服，海拔构成国家统治的障碍，高海拔山区就成为逃避统治人群的避难所，“地形阻力”正是斯科特发展出来的特定概念，旨在理解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政治空间及其困难。[注]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克服“地形阻力”的交通、通讯、军事以及信息监控技术日益成熟，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伸展到这些最远的边界，这套逃避技术变得无计可施，山地民族无处逃遁从而被裹挟到现代性之中。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也被转变成国家的战略资源，随着谷地居民进入山地开发，前现代社会中山地与谷地的对抗关系趋于终结。
诚然，现代性确实有效地克服了“地形阻力”，这是否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海拔将不再成为问题，海拔变得不再有意义呢？文化生态学关于人群对海拔之适应的解释是否依旧有效？同样，斯科特所揭示的现代性问题，文化生态学又如何给予回应？本文在文化生态学与斯科特的“逃避”视角两种理论路径中，寻找一种对话和相互启发的可能，试图对两者的不足做出一些修正，尝试为当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一种更加综合和开放的视野，通过德昂族的田野调查来说明，随着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入，海拔的差异在不断被克服的同时，如何获得新的生态和文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得以重新调整和形塑。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也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图书馆应通过文化传承、交流与学习、创新服务等形式，积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3］。对此，相关研究文章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一、海拔与民族垂直分布格局
斯科特把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横括东南亚5个国家(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称作“赞米亚”(Zomia)。斯科特认为，在整个Zomia地区广泛存在一种不利于国家统治和农业积累策略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相比水稻作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这里的人们更倾向于种植多季成熟的、多样的、分散的根茎作物，这些作物被斯科特称为“逃避作物”[注]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43.。在斯科特看来，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要协助还是阻碍国家的征收。政治控制很容易横扫水平区域，一旦它遭遇地形阻力以及人口分散和多种作物混合种植等政治障碍，它就无能为力了。斯科特基本是在统治——抵抗的权力视角下来讨论海拔与生计选择的问题，他将这种选择的政治意义绝对化了，忽视了文化生态学所揭示的另一个层面的重要性，即生计选择作为某一民族的生活样法(文化核心)，是人的身体及其文化长期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结果。
相比斯科特，陶云逵的分析则显得更加客观和综合。早在1936年，陶云逵就在《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中明确指出海拔与云南民族分布的关系问题：“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高度，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与云南地理形态很有关系，就是说在不大的区域中，地形的高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为中国任何省所无，亦为全世界所少见。”[注]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M].杨清媚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13.陶云逵看到云南地理的特点就在于山之高和多，这是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分化成为许多的小簇组及能保存其身体上和文化上的形态完整，而不全被强族(如汉族)所同化的原因之一。相比纬度，云南气候与海拔的关系更大，西北部的江边也会很闷热，而西南部的山巅也是较凉爽的。“这种因为海拔高度不同，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异，以及因此而生的其他自然现象如植动物，农作方法的不能一律，是促成云南各民族的分布在垂直上有分别的原因之一。”[注]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M].杨清媚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21.
陶云逵详细记录了他实地考察过的民家(今白族)、摆夷(今傣族)、罗黑(今拉祜)、阿卡(哈尼支系)、窝尼(今哈尼)、麽些(今纳西)、栗粟(今傈僳)、怒子(今怒族)、曲子(今独龙族)等民族在不同县境内实际分布的海拔高度。他发现垂直分布界限最清晰的就是摆夷与藏缅语族人群。在云南西南部，摆夷住在低热但肥沃的山中平地及河畔，采用“集种法”，利用人工灌溉及筑阶形阡陌；藏缅语各族的生活样法大体相同，在高爽但贫瘠的山头上从事“广种法”或刀耕火种，他们不会利用人工灌溉，没有阶形阡陌及犁与牛之利用。摆夷不会去争山地，他们的集种法需要平坦的地形且有川河流贯其间，在倾斜度过高的山坡则其技无所用；藏缅语族人群的广种法需要极广的区域，有森林，少莠草，山地是最合适的。他们亦不能适应低热潮湿的气候，所以摆夷与藏缅语族人群由此垂直分布而能相安无事。
陶云逵认为，解释民族居住在垂直上及土地肥瘠上之不同的事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民族强弱的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即强族占据了肥沃的地方而把弱族撵到土地贫瘠的山上，或是土地肥沃的地方已经有人占据，却又无力驱逐，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地方；二是生活习惯不同，身体和生存方法经过若干千年的天然选择而能完全适应某种环境，要使一个人群去适应新的气候或者接受农产方法的改良都是不易的事。[注]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M].杨清媚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29.他指出摆夷与藏缅语诸族垂直分布上的区别就要用生活习惯和生活样法不同来解释。陶云逵注意到夹在摆夷和藏缅语族人群中间，还有被称作蒲蛮的蒙克穆(即今称为孟高棉)语族群体，他们居住在垂直上高于摆夷而低于藏缅语族人群的区域，而且从云南民族堆积的层次来看，蒙克穆民族处在最下层，其上是摆夷，再上一层才是藏缅语族人群。[注]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M].杨清媚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34.陶云逵结合该群体在越南与缅甸的分布情况，指出蒲蛮本也是喜居平原，采用集种法耕种，后为摆夷所驱而逃到山上较高的地方，也即是说蒲蛮与摆夷的垂直分布要用民族强弱的社会选择来解释。陶云逵这里所说的“蒲蛮”被认为正是今德昂族的先民。
综上所述，在陶云逵看来，不同民族对居住海拔和生计方式的选择既有文化(生活样法)的因素，也有民族力量强弱的因素使然，不能以偏概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较之斯科特将山地民族的生计选择完全等同于逃避统治的政治选择，显得更加客观。
二、德昂族的生计选择
2016年，芒市甘蔗技术推广站经过多年的实验示范，总结出一套适于高海拔山地和旱地推广应用的综合配套技术“旱地甘蔗除草地膜全覆盖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即应用甘蔗除草地膜对甘蔗地进行全覆盖，使地膜保水保肥增温，促进甘蔗萌芽和生长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该技术以除草地膜为核心，将地膜覆盖，深沟槽植、测土配方施肥、一次性施肥药、蔗地有害生物综合防控等多项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甘蔗种植的精简高效。这套技术的推广通过甘蔗技术推广站的科技人员给农户上课、开现场会、到田间直接示范指导操作来实现。农户在学习的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整套科学种植的实践和理念。这套种植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粗放的种植方法，整个操作都要按照技术的规定按部就班地进行。
从生计方式的选择看，德昂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其先民很早就会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德昂族广泛流传的《谷神传说》以及祭祀谷神的仪式、尊敬谷仓的习俗，也都表明他们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据《德昂族简史》记载，德昂族先民“茫人”是一个用象耕田的农业民族，德宏州盈江县出土的一块石碑上刻有“大象耕田”的图案，证明了“土俗养象以耕田”的记载。[注]《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4～45.傣族有一句谚语：“天是天神造的，地是喇人开的”，充分反映了德昂先民很早就开辟田地的历史。[注]《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与德昂族为邻的景颇族，历史上并不善于种植水田，而他们种植的水田大多数都是德昂族开垦的，因德昂族大量迁徙，留下的土地便为景颇族所有。[注]云南省编写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0.笔者在三台山乡邦外村调查时，村里的景颇族老人告诉笔者，过去是德昂族教会他们种植水稻。这些文献和田野资料表明，在清代大量迁徙之前，德昂族主要是生活在河谷边缘种植水稻，且种植水田历史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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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昂族(旧称崩龙)是西南较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很早就定居在云南。德昂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学界一般认为德昂族源于古代濮人，是云南古代三大族群(氐羌、濮、越傣)之一。[注]云南省编写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两汉时期，濮人定居的滇西永昌地区是“蜀身毒道”[注]“蜀身毒道”，以今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僰至滇，从滇越(今腾冲)出缅甸敦忍乙(今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印度)，由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缅印道四段构成。这条古道在汉代已形成，其上的民间交往、长途贸易、使者朝贡频繁不断、兴盛一时。到了唐代，在汉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诏通骠国(缅甸)、天竺道进入繁盛时期，所经道里、山川、城市已有详细记载。参见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27～28.上的交通要塞。濮人利用这里“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优越条件，种植水稻和纺织木棉布，参与古道之上的物品交换。至少在隋唐时期，濮人已在今云南的保山、德宏、临沧等地建立起具有地缘部落或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即唐代樊绰《云南志》中所称的“茫蛮部落”[注]关于茫蛮部落的后裔，学界有两种看法。方国瑜、江应樑等认为茫人是今傣族的先民；桑耀华认为是今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的祖先。参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38～39；江应樑．古代文献记录中的傣族[J]．民族团结．1962，(4)；云南省编写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桑耀华.德昂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1～12；桑耀华.茫施蛮并非傣族先民[J].研究集刊,1979，(3)；桑耀华.“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J].研究集刊,1980，(1)；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9～54.。茫蛮部落曾被南诏征服，南诏势力衰落后，茫蛮部落又逐渐强大起来。元代这一区域归属金齿等处宣抚司，自元代后期傣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在长期相处中，大量的孟高棉语族人群融合到傣族之中。德宏地区有句俗话：“Langra-lang-bem(朗喇朗别姆)”，意思是“傣族是喇和别姆的子孙” ，“喇”是傣语对古代孟高棉语族民族的统称[注]《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尽管一些德昂族融入了傣族之中，但居住比较集中的仍保留了本民族的特征，隶属于傣族土司的统治。在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武装反抗土司压迫的起义失败之后，德昂族被迫大量外迁，最远的一支迁到缅甸境内，今天缅甸密支那、南坎、腊戍、果敢等地居住着大量的德昂族。
简言之，德昂族生计选择的变迁，从在坝区种植水稻到山区从事山地农业，这其中确实是受到民族强弱、战争、迁徙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自从在山区定居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旱地轮作制，并不是为了逃避国家的统治，而是为了适应生境变迁而做出的生计方式转型的调整，但这一传统的生计方式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德昂族的迁徙导致其生境的变化，从过去主要居住在坝区逐渐迁往海拔较高的山区、半山区。在山区、半山区定居后，生计选择自然随着生境发生变化，在山区水田开发面临较大困难，山区因为水源缺乏，大多数水田只能成为“雷响田”，而且随着海拔升高，气温降低，水稻产量并不高，因此，德昂族逐渐转向了山地农业，即以旱地轮作制为主的种植模式。出冬瓜村的李二孔老人，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里的会计，他介绍了这段历史：
三台山德昂族乡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也是国内德昂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出冬瓜村因保留了较完整的古村落格局和风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以及较好地传承了水鼓舞、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酸茶制作等历史文化遗产，2006年被评为传统文化自然生态保护区，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了发展旅游业，出冬瓜村目前正在积极打造“宗教文化展示区”“民俗文化展示区”“生态茶园”“百年榕树群”“绿色美食服务区”等旅游景点。笔者调研期间所住房东家正是出冬瓜村最早开设的农家乐，菜肴大多是从山上采集而来的各种野菜，用德昂族传统的烤、蒸、炸、煮、炒、剁、舂、腌等技艺制作，口味嗜酸、辣、臭、苦，招牌菜品有“橄榄撒”“茶叶菜”“臭菜拌岩姜”“赪桐花炖土鸡蛋”“土鸡煮酸笋”等，来这里就餐的多是居住在芒市的城市居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房东告诉笔者：
2003—2005年，医院就实施了科室综合目标管理制，建立并夯实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制定“精英人才引进”计划，健全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的选拔机制和培养模式。此后，中青年骨干走上科主任岗位，科室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医院学科发展步入了一个又一个“加速道”！
为什么中国和东亚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中能够拿高分，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在逻辑推理和分析思维方面就受到了训练.小学数学里，四则运算的综合运用占了相当比重，各式各样的应用题很多，有些具有相当难度.因此，学生不仅掌握了运算技能，而且对问题获得了切实的理解.他们了解什么情况下应用、怎么应用每一种运算.
旱地轮作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作物轮作，在大春作物中，除了旱谷和苞谷外，其余10余种作物都服从于旱谷及苞谷生产，围绕着主要作物利用各种作物的特性进行巧妙安排，使前后作物之间及各种作物相互之间关系协调，互相有利，以提高或恢复地力，达到多种多收全面增产。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三台山地区的旱地轮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如表1所示：
表1三台山地区旱地轮作体系
年限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作物饭豆、早豆芝麻、苏子豆科或中耕作物旱谷旱谷旱谷豆科或中耕作物旱谷休闲或种三叶豆名称开荒、炼地新炼地一荒地二荒地三荒地炼烂地烂地丢荒
在三台山地区，旱地轮作制是山地民族普遍采用一种生计模式。一方面是受制于特定海拔的生计选择，长期以来，他们积累了一套旱地轮作制的本土知识和实践，山区物产与坝区出产的产品构成互补性的交换。每逢赶集，德昂族会将山上采集到的时令性的野菜、竹笋、野生菌，以及杂粮、茶叶、瓜类等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米粮、盐、布匹和生活用品等。山区的时令果蔬备受坝区傣族的喜爱。从另一方面来看，德昂族在山区从事旱地轮作制，傣族在坝区进行水稻种植，这一居住格局和生计方式的形成本身就是区域民族关系互动的结果。傣族占据坝区，从事水稻生产，既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也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按照傣族的传说，在傣族进入陇川坝区之前，德昂族多居住在坝区边缘，种植水稻和茶园。坝区中心由于洪水泛滥，并没有利用。[注]云南省编写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86.大概因为德昂族只会引水灌田，不善于治理河道，而傣族有治理河道的经验，在傣族土司的官吏系统中，设有管理水利灌溉的官吏，傣族的稻作农业历史悠久且技术较为成熟。
因缺乏文字记载，德昂族的迁徙史是经过口耳相传的传说被记录下来。按照三台山乡出冬瓜村迁徙传说的内容，大致的迁徙路线以及生计方式的变化经历过3个阶段：(1)最初定居在河谷地带，靠种植水田为生，后因战败少数德昂族留下来，大多数选择迁徙，最远的一支迁至缅甸的大山上；(2)到了缅甸大山上，以种茶为生。后来一部分仍留在缅甸大山中继续以种茶营生，一部分选择往内地回迁；(3)回迁的路线是顺江而迁。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支系。回迁之后坝区的土地已被傣族占据，只能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注]云南省编写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3～25.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升高，成为目前发病率升高速度最快的肿瘤。超声弹性成像技术提供了组织硬度的图像，利用生物组织的弹性信息来评价结节的硬度，更有助于结节的诊断。本研究旨在探讨弹性成像在甲状腺良恶性结节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三、甘蔗作为“现代作物”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贵高原西部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是横断山脉西南部、高黎贡山以西一块自东北向西南倾斜的切割山原。全州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8.92%，立体地貌突出。依据海拔高度不同形成7个不同类型的生态-生计地带，其中海拔1800～1600米的地带，是占地面积最大的类型，其面积为全州土地总面积的44.1%，谷坡在15～30度。该地带是旱稻、旱地甘蔗、茶叶及亚热带水果的主产地。
甘蔗是热带亚热带作物，具有喜高温、光照强、需水量大、吸肥多等特点，对构成气候资源的热、光、水等主要条件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德宏州全境紧靠北回归线，是全国少有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德宏的甘蔗主要在坝区和坝区边缘半山区零星种植，用于手工作坊生产红糖。传统的甘蔗品种只适宜在海拔1300米以下的地方种植，海拔过高后，由于气温降低，甘蔗的糖分和生长情况都不理想，达不到工业生产的榨糖价值。然而，随着品种选育、种植技术以及病虫防治等现代农业科技的引入，甘蔗的种植区域不断扩大，海拔的限制不断被突破。综观德宏州的甘蔗发展史，甘蔗是明显突破了山坝区分的“平等作物”，也是成功克服海拔差异的现代作物。而之所以称之为“现代作物”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甘蔗的大规模种植，从种植技术、运输渠道、机械化生产，再到销售市场，甘蔗所嵌入的全球化体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最明显的指针就是糖价是随国际糖价波动的，国际糖价的波动直接关系到每一个蔗农的切身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蔗农已经被卷入到一个全球市场体系之中，处在蔗糖生产-消费链条的最末端。
现在来我们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周末和节假日人最多，坝子里的人都喜欢来山上玩。山上凉快，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野菜，现在这些都叫作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山茅野菜最受游客欢迎。[注]访谈对象：出冬瓜村三组村民赵腊退；访谈人：舒瑜；访谈时间：2017年5月3日；访谈地点：赵腊退家。
新品种的应用推广对于扩大旱蔗、山地蔗的种植区域，克服高海拔的限制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德宏州长期保持了以旱地蔗为主的种植格局。在1978年以后，德宏州确定了大力发展甘蔗等大商品生产，把蔗糖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提出“山坝并重、粮经并举，粮食有余，主攻蔗茶”的农业发展方针。与此同时，德宏州兴建起一大批糖厂，逐渐形成“农工结合”的蔗糖生产体系。甘蔗被认为是富民面宽、带动面广、兴边力大，较易被边疆各族人民所接受掌握的经济作物，在德宏州全境得到推广。甘蔗收购价格由政府出台的保底价加上良种加价和联动价构成，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保护。蔗农生产的甘蔗全部由划定的糖厂收购，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在州内实现农工结合。正因为甘蔗种植具有这些优势，它一度成为德宏州的“扶贫作物”，在山地民族中大量推广种植。德昂族、景颇族等民族基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规模种植甘蔗，正是这个时期甘蔗开始不断向山区延伸，成为山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现在，在所有德昂族分布的村寨中，仍有80%的村寨种植甘蔗[注]李全敏.秩序与调适：德昂族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6.。甘蔗从原来作为经济作物的附属地位变成主要的生计作物，成为德昂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台山乡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始于1980年代后期，2000年左右发展到顶峰，之后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甘蔗规模种植的速度放缓。出冬瓜村的甘蔗种植辅导员介绍说：
以前德昂族只是零星种甘蔗，用土法制作红糖。从1989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甘蔗，1999年左右甘蔗产量达到最高峰，村民种了3000多亩，产量有一万多吨。全村的土地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甘蔗地。种植的农户基本达到100%。糖厂有技术指导，每个村都有技术辅导员，到糖厂参加培训回来以后就教给农户怎么科学种植。以前是山上甘蔗产量太低，品种也不好。现在甘科所研发适合高海拔山区种植的品种，逐步淘汰落后品种，加上地膜覆盖技术，现在山区成为甘蔗种植的主要区域。[注]访谈对象：出冬瓜村三组村民李康瓦；访谈人：舒瑜；访谈时间：2018年4月18日；访谈地点：李康瓦家。
除品种选育之外，现代科学种植技术的推广是甘蔗作为一种“现代”作物不断突破海拔限制的另一重要途径。德宏传统的甘蔗栽培以晚春蔗或夏植蔗为主，种植方法有稀大蓬、冲天炮、高炮式、多芽苗，种植方法比较粗放，不施底肥和追肥，除草1～2次，即等待收获，产量极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研发和引进，德宏州的甘蔗栽培技术有了重大突破，逐步形成水田蔗以冬春植蔗地膜覆盖栽培为主，旱地以春植蔗地膜覆盖栽培为主，秋植次之、夏植为辅的栽培制度[注]《德宏州甘蔗志》编纂委员会.德宏州甘蔗志[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7:101.。
本研究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的田野考察为主，将德昂族放置在当地民族分布格局中来思考。德宏境内民族垂直分布格局表现为：海拔2000米以上为傈僳族居住区，景颇族居住区一般不超过海拔2000米，德昂族和汉族居住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半山区，而傣族和少量汉族则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平坝地区。[注]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69.三台山德昂族乡位于芒市坝与遮放坝之间的山梁上，海拔800～1473米，属于坝区与山区结合部和半山地区。乡境内德昂族、景颇族和汉族3个主体民族交错杂居，但在自然村内部基本是以单一民族聚居为主。全乡有18个德昂族自然村、7个景颇族自然村和8个汉族自然村，德昂族占全乡人口总数的60%，景颇族占17.2%，汉族占22.4%。与三台山乡相连的芒市坝和遮放坝则是傣族的主要居住区，芒市坝的海拔在860～900米之间，遮放坝的海拔为783～792米。在这个区域能够管窥德宏民族垂直分布格局的一个局部。
通过国家力量的引导、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入，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甘蔗在德宏州全境真正成为山坝共享的“平等作物”，现代科技的力量使得甘蔗克服海拔限制、上山下田成为可能。可以说，甘蔗的种植已经实现了现代性，通过一套理性化的科学技术，其生产过程处在人力可控之中。
四、旅游市场与海拔的新意义
随着“绿色”“健康”“旅游”等标签日渐成为现代人新的生活理念，德昂山区日益体会到海拔的新意义。相对湿热的坝区来说，山区的气候更为凉爽宜人，这已经成为明显的区位优势。山区出产的时鲜果蔬、野菜、野生菌类、竹笋都被视为更加绿色、健康的食品。高海拔的山区对在低海拔生活的城市居民构成了吸引力，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的变化，使得他们对山居的生活重新产生向往。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德昂山区旅游市场的对象群体就是生活在坝区的城镇居民和游客。
本文讨论的探测对象是飞行速度慢、RCS小的目标，简称“慢小目标”(Slow and Small Target，SST)。随着各类满足SST特征飞行器的快速发展和我国低空开放的迫切需求[1]，SST对现代防空预警系统威胁程度越来越大。由于缺乏专用于SST的探测装备，使得目前对SST的发现概率很低。即使常规雷达信号处理能够部分检测到SST，也往往会因为杂波干扰强度大和目标回波微弱等原因[2-3]，导致雷达操纵员将其误当成杂波点[4-5]。
CDM市场前景主要取决于CDM需求市场，而需求市场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谈判结果，二是国际经济形势。从国际谈判讲，鉴于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峰会、2010年墨西哥贝坎昆谈判和2011年南非德班会谈的情况，在2012年年底之前是否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明确减排目标的协议，目前也很难下定论。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滑坡，从而导致对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需求以及因为资金短缺对项目投资大量减少，造成CDM需求市场不振。2011年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参与方对2012年后的前景显得信心不足。
以前，德昂族都是住在坝子里，主要靠种田为生。战败以后就到处逃，最远的逃到了缅甸，后来又从缅甸逃回来，回来以后坝子里面都是傣族占着，德昂族就只能住到山上，水田就很少了。集体化时期主要就是种玉米、旱谷。玉米产量高一点，种玉米不用薅草，旱稻要去薅草，草太高，产量就小，所以一块地种六七年就要抛荒。今年种旱谷，明年种玉米、荞子、苏子，后年又种旱谷。那个时候不用化肥，也没有农药,就靠抛荒恢复地力。[注]访谈对象：出冬瓜村三组村民李二孔；访谈人：舒瑜；访谈时间：2018年4月16日；访谈地点：李二孔家。
德宏传统种植的甘蔗品种主要有罗汉蔗、果蔗、芦蔗，这些传统品种种植时间久远，产量和糖分都较低，但耐粗放栽培，宿根性强。随着新品种的不断引进，这些老品种逐步退出种植。德宏州的甘蔗种植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品种选育史，为了选育出具有较高耐寒、耐旱性的甘蔗新品种，德宏州甘蔗科学研究所(简称甘科所)及各县甘蔗技术推广站进行了大量的品种选育和推广工作。德宏州甘科所成立于1972年，是专门从事甘蔗综合实用技术研究示范推广与科技培训的专业机构，主要进行试验研究甘蔗栽培新技术，通过选育、引进、试验、筛选、示范、推广甘蔗优良新品种，研究甘蔗病虫害、草害的危害规律，示范推广新农药，以及制定经济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指导甘蔗生产等。甘科所选育的“德蔗95/7”品种，其种植区域就主要以旱地蔗区为主，大发展时期每年保持1.2万亩以上的种植面积。陇川弄巴农场试验站曾推出适应性广、耐粗放栽培、生长迅速、分蘖力强的“陇垦76/4”，该品种在旱地、坡地易获得高产，对解决山地种植起到积极作用，成为陇川、瑞丽种植的主要品种。[注]《德宏州甘蔗志》编纂委员会.德宏州甘蔗志[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7:95～96.
笔者2017年第一次到达出冬瓜村时，仅有一家人开展旅游接待。仅仅一年多以后，笔者再次抵达时，家庭客栈已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借助政府资助传统建筑修缮的春风，不少人家把原有的传统干栏式建筑改造成家庭客栈，政府招商引资的标准客栈也拔地而起。出冬瓜德昂族村已经成为芒市旅游路线中的一个特色景点，从奘房到茶园、酸茶制作展示点、大榕树群已经形成初步的旅游路线。如今，越来越多的德昂族村民希望通过发展旅游来获得新的经济来源，发展旅游业有望成为出冬瓜村新的生计方式。
根据上文讨论的信息经济分层，考虑数据的可取性和适用性，本文构建了一个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以准确定位西部各省区发展信息经济的机遇和挑战。该体系包括了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和福利层5个一级指标，共28个二级指标(见表1)。
除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之外，海拔的差异在今天的仪式象征中也得以突显，以德宏州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泼水节为例。泼水节是一个区域性多民族共享的年度仪式，从这个节日流行的区域范围看，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关系密切。今天流行的泼水节其实是节日的叠合体，它既保留了作为求雨祈丰岁时节庆的原初意义，同时因为上座部佛教对这个节日的利用和改造，加入以水浴佛纪念佛祖诞辰等佛事活动的内容，使得泼水节呈现出岁时节庆与佛事庆典并存的双重面向。[注]相关讨论请参考安琪.傣族泼水节的神话与仪式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2，(4)；艾菊红.泼水节与古代上巳节的比较[J].云南社会科学,2003，(2)；陈茜.泼水节的起源、传播及其意义[A].王懿之.贝叶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褚建芳.制造传统——关于傣族泼水节及其相关新年话语的研究[J].开放时代,2010，(2).
在德宏州，过泼水节的主体民族是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和德昂族。大致说来，泼水节要经历采花——浴佛——泼水等环节。近年来，到三台山采花是泼水节庆典的第一项活动，在三台山专门开辟了采花的场所、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民俗、歌舞展示。泼水节第一天，居住在芒市坝区的各族同胞(以傣族为主)一大早就要前往三台山采花，或自驾车或组织包车，浩浩荡荡，从芒市到三台山的交通几近瘫痪。所采鲜花傣族称为“桑建花”意为“泼水花”，人们要到海拔1000～1400米的山上采集这种鲜嫩的花枝来装饰各个村寨的浴佛龙亭。在节日前期的准备中，龙亭四周会围上竹篾编成的栅栏，采回的花枝就插在栅栏上，龙亭内放置着从奘房里移出来的小佛像。水经过龙槽接引进龙亭，通过一个喷水的旋转支架，喷洒在佛像上进行浴佛。浴佛龙亭正是泼水节仪式空间的神圣中心所在，用桑建花把龙亭装点得郁郁葱葱、生机焕发，是仪式的重要环节。
矿区内圈出Ⅰ号、Ⅱ号铅锌矿体，赋存于硅化强烈的阿克沙克组灰岩中，矿体呈透镜状，其长轴方向与围岩走向平行，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图5)，局部有穿层现象，同时在铅锌矿体中亦可见灰岩的残留体。
“桑建花”是壳斗科锥属的一种高大乔木，生长在海拔约1600米以下山地疏林中。花期在每年的4～6月，泼水节期间正值花期，花朵极小，为白色珠状，犹如泼出的水花。这与泼水节求雨的仪式功能有关，人们认为采花归来常常就会开始下雨。桑建花特定的象征功能使得它在仪式中不可或缺。泼水节在由旱季向雨季转换的时间节点上举行，有着求雨祈丰的仪式功能。德昂族民间流传着“到了泼水节，红木树开花点旱谷，过了清明节，雨水在树头歇”的民谚，泼水节结束后即进入农忙时节。笔者在芒市、陇川的傣族和德昂族村寨调研时发现，人们都是到山上采撷这种鲜花来装饰龙亭，这在德宏境内具有普遍性。
翻译：“她一面说，一面就打算行个屈膝礼—想想看吧，你是在半空中往下掉的时候行屈膝礼呀！你想你能办得到吗？”
三台山的海拔正好适合锥属乔木生长，桑建花广泛分布。芒市坝区的傣族要到三台山采花来开启泼水节活动的第一场仪式，这一文化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山在仪式中的重要意义。从芒市到三台山的采花之旅，正是完成从坝到山的跨越，完成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位移。在这场跨越地形的仪式中，傣族同胞身着五颜六色的节日盛装，就像参加一场集体的朝山活动，他们爬到深山密林中采摘最盛开的花枝，在山林中对歌、聚餐，尽享山野之乐。山上采撷的“桑建花”最终被带回芒市坝，装点在各个村寨的浴佛龙亭上。生长“桑建花”的三台山，开启了芒市坝泼水节仪式的起点，海拔在仪式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如一位到三台山采花的傣族同胞告诉笔者：“三台山的桑建花开了，我们芒市坝子就要过泼水节了。”[注]访谈对象：芒市等稿村岳岩放过；访谈人：舒瑜；访谈时间：2018年4月10日；访谈地点：沿山采花广场。物候的变化、季节的流转，节庆仪式正是起到协调社会节律与自然节律的功能，[注]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本身离不开人对环境的感知与互动。
五、结 语
本研究通过德昂族的个案，力图在以下两方面推进当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
第一，陶云逵对海拔与民族垂直分布的分析，为我们开启了理解海拔意义的生态人类学视野。在他的分析中，人、作物对海拔的感知是合一的。在不同海拔生活的民族他们的身体和文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适应于相对应的海拔，他们所选择的作物也与海拔形成特定的对应性。但在陶云逵的时代，传统的生计方式仍在延续，他未能看到现代性对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巨大影响。已有学者指出：按照传统的文化史、文明史和生态学角度来研究环境、生计与文化存在很多欠缺，因为传统生计和自然环境正在被按照现代工业和消费规律来重新导向和开发，其用意和规模不再与原初的传统生境位和自然资源使用相等同，因此，我们在研讨环境的时候，需要研讨穿透不同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现代性。[注]郁丹，李云霞，曾黎.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环境、生计与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9.现代性起源于西欧的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的世界观，其环境意识把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质、人与地球本身分离为主客体关系，并将其简化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功利关系。正如本文所讨论的，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现代农业技术使得甘蔗的种植能够突破海拔的限制，打破山坝的区分，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正在改变德昂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对于甘蔗市场来说，海拔的差异在市场面前被均等化，因此要获得市场效益就要克服海拔的差异提高产量，例如耐高寒、抗旱品种的研发、地膜覆盖技术都是克服海拔限制、提高山地甘蔗产量的重要技术手段。
第二，在当下的环境研究中，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日渐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就是人类或所有的物种与所处环境具有情感性的关系，环境-物种-生计的关系式存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多体系、多物种的。[注]郁丹，李云霞，曾黎.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环境、生计与文化[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8.本文的进一步努力就是力图说明，现代性看似成功地克服了海拔对生计方式的限制，不断去抹平海拔的差异；与此同时，恰恰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自身对环境的体验和海拔差异的感知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强烈。随着生活节奏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城市居民更加渴望回归自然，更加渴望获得山区的“绿色”健康食品，泼水节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象征之物(应季开放的“桑建花”)都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只是单向的、功利性的需求关系，还有情感性、具身性(embody)、感知性的层面。英国人类学家提姆·英格尔德在《环境的感知》一书中提出“栖居”的视角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栖居视角”下的环境不再是与能动者相分离的外在环绕之物，环境持续地进入到能动者的活动之中，并与能动者相互渗透、相互形塑。能动者沉浸在环境中，通过实践与环境建立起实在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身体上的适应，积累相关的技能和知识[注]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ewelling and skill[M].Routledge,2002.。德昂族生态旅游市场面对的正是人对海拔差异的体验，它与甘蔗市场面对海拔的处理机制不同，作物通过技术手段能够不断去克服海拔的限制，但人对海拔差异的感知依然存在。德昂族新兴的旅游市场，正是要发挥海拔的优势，强调山区相对于坝区在气候、景观、物产、饮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通过旅行使身体确实感受到海拔差异带来的不同体验。海拔差异的重要性仍然会在仪式中得到表达，正如只有三台山桑建花的盛开，芒市坝的泼水节才会到来。
Altitude,livelihoodandmodernity:AstudyofthechoiceoflivelihoodoftheDe’anggpeople
SHUYu
(InstituteofEthnologyandAnthropolog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escape” perspective of James C.Scott,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 dialogic possibility through mutual enlightenment,and aims to improve the two approaches so as to offe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pen vision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This field study of the De’ang people shows that with the arrival of modernity,crops can constantly adjust to the altitude difference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but humans still have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the altitude difference whose significance finds expression in ethnic rituals.
Keywords: altitude;livelihood;modernity;cultural ecology;ecological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9)04-0072-09
*[作者简介]舒 瑜，女，云南文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物质文化。
[责任编辑: 黄龙光]
标签：德昂族论文; 甘蔗论文; 傣族论文; 海拔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