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七事件”既属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尤为在意“七七”等重大纪念日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主要媒介平台刊发大量代表性纪念报道。这些文本既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对彼时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中共党报通过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报道突出“七七”之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蕴，借以奋扬民族国家概念，透过媒介不断扩散影响。由此形成了一套历史记忆建构的媒介框架。中共党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行为除了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抗战胜利的现实考量，更深层次则体现了中共藉此重塑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复兴的努力。
[关键词]“七七”纪念；《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历史记忆；民族精神
国土沦丧、外敌入侵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与集体记忆，在文化、政治及社会层面对民族精神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要地卢沟桥，时人多称之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件，其为继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抗战御辱史中的又一重要历史节点。抗战时期，中共在历年“七七”纪念日前后均通过其掌控下的报刊媒介展开有力的纪念宣传，背后既涉及利用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鼓舞发动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协力抗战的现实考量，又体现中共藉此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国家复兴的愿景。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七与第八份机关报，《新中华报》（1937-1941）和《解放日报》（1941-1947）是抗战时期中共属下报刊媒介的典型代表，具备显而易见的传承关联。二报均对“七七事件”给予极大关注。
一、从七七事件到七七事变：中共党报对民族精神的激发
中日双方卢沟桥军事冲突爆发后，彼时中国舆论界多冠以卢沟桥事件加以报道。就中共而言，如何定性该事件无疑牵扯到复杂的政治博弈。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将日军进攻卢沟桥的行为定性为“挑战行动”，意识到该事件有“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274趋势。至7月13日，中共基本掌握较为详细完备的信息，对事态演变初步做出政治研判后，通过报刊媒介展开议题设置，向公众传达自身立场与态度。当日《新中华报》头版刊发题为《卢沟桥事件：双方交涉停顿形式更转严重 日增援部队继续运抵丰台》，该新闻由“北平电”“南京电”“天津电”等五则电讯组成，详细披露日军制造事端的经过及中日两国交涉的情形。其“北平电”称：“卢沟桥事件经过交涉决定双方退兵，所有卢沟桥宛平县城防务以石友三的保安部队接防。”实际上日军并未从卢沟桥撤退，形势依旧严峻；“南京电”重点介绍中日外交磋商进展，但“会商无结果，交涉已停顿”。又有两则“北平电”“天津电”透露日军在七月九日、十日及十一日故意制造事端和大规模增兵的详情。“北平电”称：“九日晚又发生冲突，十日晨有日军六百余人附山炮数门，由丰台向卢沟桥增援。十一日早晨一时日军又向我军攻击……战事很激烈，现在形势更趋紧张。”“天津电”称：“十日由山海关开来日军三千余人到丰台，后面还有兵车继续开来天津。十一日下午又有兵车由山海关到天津……日本飞机三架，于十日下午飞抵卢沟桥一带侦察，又有日机一架飞到北平一带侦察通县。”[2]相较通讯报道，新闻时评及专论更能代表报纸立场，《新中华报》同日社评“卢沟桥事件”彰显中共态度，指出“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寇有计划的行动。”陈明日方寻衅滋事的原委，乃是“逼迫共军退出华北，以达成华北清一色的汉奸政权”，并警告妥协退让的严峻后果，指出“民族危亡已达最后的紧急关头”[3]。此时，中共已经意识到抗战形势攸关，其所主张的军事抗争道路乃是“全民族实行抗战”[1]274。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及冀察当局态度含糊，日军试图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态势愈发明显，中共显然对此有深刻认识。7月19日，《新中华报》头版刊发社论“卢沟桥事件的现状”，指出日军所谓“和平谈判”只不过是其争取主动的手段，当前形势严峻，唯有坚决抗战到底才能保存平津华北的地步，任何犹豫、幻想都等于“自杀”，严厉批评冀察当局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强盗的侵略，已达忍无可忍的地步，只能出之于抵抗，才是出路”[4]。该文言论犀利，态度强硬，呈现了中共对彼时中日之间所谓“战与和”的态度。
日军持续增兵华北，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中共党报《新中华报》紧随中共关于时局的最新方针政策同步设置报道议程。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一文，强调“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提出实行包括全国军队总动员、人民总动员在内的八大纲领。[5]345-3491937年7月23日，多方消息来源证实冀察当局业已接受日方条件，实行所谓“中日共同防共”，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如此让步与妥协势必导致“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到来”[1]295，而“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1]298。中共开始赋予以卢沟桥事件为标志的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全国性抗战关涉民族存亡的意义。《新中华报》同日头版社论“我们所希望于冀察当局”呼应此种论调，除了表达对宋哲元向日本驻华北代理司令官香月作口头道歉深感失望外，视卢沟桥事件为国族危亡的标志性事件，“今天的中国已到了最后关头，卢沟桥事件爆发的已至民族存亡最后关键，早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共知的一个常识。”[6]7月26日，《新中华报》头版社论“我们的出路唯有抗战”再次严厉批驳冀察当局对日妥协忍让、不作为的态度，对其所谓“和平谈判”表示愤慨，重申中共主张，即“实行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人民总动员，发动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来反对日寇的侵略，给日寇的进攻以有力的反击”，最终达成“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7]。《新中华报》将“卢沟桥事件”上升到全民族抗战的层面，显然担负着作为政党“言论喉舌”的功能。
卢沟桥之战爆发后，中共称之为卢沟桥事件或华北事件，与彼时国内舆论界并无二致。作为彼时中共中央党报的《新中华报》基本依据中共关于时局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展开报道。①相关新闻报道及社论、通讯从冲突爆发后中日双方军事调动、日军今后可能动向等层面披露事实真相，上升到国家应持政治立场层面展开探讨，将此次中日两国军事冲突定位为事关民族危亡的军事事件，同步展开设置议程。
至次年“七七”纪念日前后，中共党报关于此次军事冲突事件的话语表述已由卢沟桥事件置换为卢沟桥事变，1938年6月，《新中华报》社评开宗明义：“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侵略的开始”[8]，将其定位成中国全国性抗战的标志，更深层次则反映了抗战语境下中国官方及中共高层对其定位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顶层设计。中国近代政治语境下的所谓“事件”，多指代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事情，侧重历史事实本身，独立意味较强。“事变”更具历史变化性，牵扯到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经营与升华。就卢沟桥事件而言，中共党报视阈下的七七事件由此超脱了单纯的政治事件、军事事件，完成了由事件向事变的语义转化，被赋予了强烈的符号学意义，自此被视为整个中华民族协力同心抗战的标志之一，亦成为整个民族根基性情感联系的原点之一。
二、民族精神的持续发酵：中共党报对“七七”的纪念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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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在剧烈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驱使下中国社会建构民族认同的历史趋势不断加强。柯文曾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或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9]185。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七七”纪念日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既是重塑“中华民族”概念的契机，又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绝佳对象。不论是政治争夺还是民族国家建构与文化重塑，都离不开作为近代意义上新媒体的报刊对“七七”纪念的议程设置及其宣传报道。
彼时构筑民族集体记忆的活力的要点之一在于政府主导纪念仪式与舆论宣传之间的彼此互动和融合。中共党报七七纪念报道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对追悼会与纪念仪式的呈现。重大纪念日召开的追悼会本身即是一种规范化的政治仪式，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民族记忆功能，可以强化参与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与归属感。据统计，《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至1945年的“七七”纪念报道中有34篇涉及追悼或纪念“为民族死难的战士”，题材涵盖社论、通讯、通电等，占比20%，可见其在中共党报议程设置中的地位。《新中华报》对此的反复颂扬可反映其“本着言论机关对民族解放事业应尽天职”[21]的办报方针。类似言论取向同样见诸于《解放日报》历年纪念报道中，《解放日报》改版后“办成了一张完全的党报”，在宣传上更加注重发出中共的声音，这还涉及到中共对于自身在全民族抗战中地位的定位，中共所认为的“七七”之于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1942年7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社论称：“在庆祝纪念之中，我们自不能不追怀那流热血，掷头颅，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慷慨捐躯的英勇的阵亡将士，他们的血汗灌溉了民族自由之花，他们的功绩奠定了抗战胜利之基，他们的牺牲掀起了民族复仇的浪潮”[22]。纪念死者的战时意义在于鼓舞生者，正如文章所示：对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旨在“以慰死者，以励士气”[23]404。
历史记忆一般都关乎某个社会、国家或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现行秩序合法化存在的关键性叙事。建构民族记忆的媒介活动，既是中共利用自身掌握的媒介资源、话语权利保障民族记忆延续和传承的过程，也是中共藉由报纸媒介进行自身地位合法性塑造的过程。
传感器检查是电控系统出现故障后，需要检修人员进行操作的关键环节，由于在实际生产和运行过程中，系统故障发生率较高，因此，施工人员应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综合控制，故障发生后，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并进行相应的检修和维护。
记忆是从现有的文化资源背景下对过去的重构，离不开社会和群体。故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关系紧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将记忆类型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他以个体梦境、家庭记忆和基督教信徒记忆的大量例子来证明集体记忆理论。[24]59在他的表述中，历史与记忆有着天然的关系，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集体记忆对过去的建构，既是一种累积性的，又是一种穿插性的。人们通过文本、社会仪式、纪念碑所建构的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彼时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想像”和“构建”，其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使人们真切地认识并相信“民族(nation)”事实上是“想象的共同体”[25]12。正是在这种“想象”中，民族以及其他得到一种原生性的解释和确认，使作为记忆主体的人类相信，共同体是本来就存在的，且有着不可质询的起源。
在此期间，《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刊载的中共领导人专论约有50篇，占报道总篇目的83%，居所列新闻文体之首，从中亦可窥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七”的认知与定位。1938年《新中华报》刊载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常委齐华专论“纪念‘七一’‘七七’与我们的任务”，肯定了边区民众对抗战做出的贡献，指出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各级民众团体、领导机关等要拥护全国民众运动统一与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把日寇全部赶出中国。[10]该专论意在唤起中国人民对一年前“七七”的记忆，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士气，凝聚了全国军民的力量。
小儿肺炎属于一种儿科常见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气喘、咳嗽以及肺部啰音等,病情严重可导致患儿死亡[1]。以往临床常采用抗感染、平喘等常规方式进行对症治疗,但疗效并不理想。因此,寻找一种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观察了盐酸氨溴索加盐酸丙卡特罗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938年至1945年有关民族记忆方面的中共领导人专论多集中在1939年（10篇）、1940年（12篇）、1942（10篇）年及1943年（12篇），此与不断变幻的抗战形势息息相关。1939年《新中华报》第四版“抗战两周年纪念特辑”刊载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剖析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针对“战与不战”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镇压下去。[11]此外，抗战特辑还刊载了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在总结全国性抗战两周年以来战绩的同时呼吁全国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作战，将日军彻底赶出中国，实现全中国解放。
除领导人相关专论外，有关七七纪念的宣言同样体现了中共重视对“七七”与民族记忆的建构。1938年至1945年中共党报关于七七纪念的宣言共有5篇，占总报道篇目的63%。1938年《新中华报》第三版刊载的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号召坚持国共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12]1939年7月7日《新中华报》头版宣言称，民族解放战争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奋发的，进步的和光明的，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13]；1941年7月7日《解放日报》头版宣言总结并肯定了全国性抗战以来全国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接下来仍然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14]；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头版宣言宣称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延续英勇、坚忍等精神，把日本赶出中国，建设独立自由民族繁盛的新中国。[15]不同于普通的新闻报道，宣言是面向全国人民而发的，受众涵盖所有阶级，中共“七七”纪念宣言着力宣传民族团结，塑造民族凝聚力，亦强化了全民族关于“七七”的历史记忆。
三、强化民族-国家概念：七七纪念的宣传主旨
中共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6]彼时的“中华民族”一词显然只是泛指，并无确切内涵。全面抗战之前，受限于“民族自决”理论，中共话语下“中华民族”一词多指代汉族而非全国各个民族。全国性抗战爆发后，面临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下中共开始赋予“中华民族”更丰富的内涵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共报刊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高频率的宣传与奋扬。“七七”是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端，借助宣传纪念契机，中共之于“中华民族”的阐释也产生变化。1938年7月10日，《新中华报》刊文称阐释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变化，“中华民族已经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一样，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17]，既然“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一样”当然指的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而非某一个民族。同日《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在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周年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指出，虽然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牺牲，但“中华民族也正在这一周年内，以崭新的姿态，雄伟的站立起来了……这是艰苦奋斗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有意义最光荣的一年”[18]。张闻天在演说中既提到了具有代指整个中国、全国人民意味的“中华民族”，又据此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已隐约可见中共试图用“民族”来建构“国家”的努力。不过，零星的论述与个人色彩浓厚的讲演似乎稍显证据不足。更具说服力的是毛泽东在同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的报道中关于团结中华民族各民族一致抗日的部分：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各民族指的是“蒙、回、藏、苗、瑶、彝、番”，（中共）当前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为的是“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135中共关于“中华民族”的界定在这里有了比较清晰的判读：即是包含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总体性代称，且“中华民族”与“统一国家”紧密相连。自此，从中共中央宣言、党政军领导人专论、具有舆论导向性的社论时评到日常通讯，诸如“中华民族”“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均以常用语的面貌频繁见诸于报端，特别是以历年“七七”纪念集中报道表现得最为明显。
借由评论、新闻报道与舆论宣传，传播发挥了传递社会文化遗产的功效。从报刊层面看，报刊舆论营造了对国家历史的文化记忆，是保存历史“软记忆”②的重要手段，与高度抽象的纪念碑相比，它可向公众传递了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带来更持久的“记忆留存”。中共报刊抗战纪念日的媒介议程设置中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视在推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构。
自全国性抗战开始至抗战胜利，《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对“七七”报道的篇目共计183篇。涉及民族记忆的文章共有108篇，占比59%，超过一半的文章呈现与塑造民族记忆。1937年中共党报《新中华报》对“七七”报道的文章共有14篇，其中关于民族记忆的文章共有6篇，占比约43%，在这6篇关于民族记忆的文章中有3篇是头版社论，分别是7月19日“卢沟桥事件的现状”、7月23日“我们所希望于冀察当局”以及7月26日“我们的出路唯有抗战”，上述社论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已经忍无可忍，决定发起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给敌人的进攻以有力反击，得到中国民族彻底解放。《新中华报》作为中共党报，其态度指向显然体现中共态度与立场。
“民族国家”的认同受到“给予”与“选择”双重因素影响，近代中国政党或精英群体从本民族立场出发努力营造的认同理论需要舆论平台借机传达，进而利用媒介议程设置影响受众“选择”。中共报刊通过对“七七”符号意义的解读，强调其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团结协力抵御外辱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由指向模糊到含义明确的分界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分裂，这种分裂既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也指各民族之间凝聚力的不足。抗战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第一次同心共御外辱，中国民族凝聚力前所未有的强大，各地区前所未有的团结，这又涉及抗战与中国进步力量的上升和战后整体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评价“七七”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时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20]576。以“七七”为标志的全民族抗战被注入了融合“民族”与“国家”的内涵并为报刊广为传播形成社会集体认同，超越了战争层面而上升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
中共党报对“七七”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再现与纪念，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政治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党报身份的《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以此为基调确立具体的宣传方针，在大众媒体丰富的抗战叙事中，每一种媒体都以此为表达方式，参与到“七七”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媒体合力和舆论上的共鸣效果，从而强化了全民族对“七七”的历史记忆。
以(5+95)(硝酸、纯水，V/V)硝酸为介质，将标准溶液逐级稀释标准储备溶液，配制成0，0.1，0.5，1.0，5.0，10.0 mg/L的镉、铅、铬、砷标准溶液；0.05，0.10,0.15,0.2,0.25 mg/L汞标准溶液；0.05,0.10,0.5,1.0,5.0 mg/L的锑标准溶液。按实验方法进行测定,并绘制标准曲线。6种元素的线性参数见表1。
四、“七七”纪念、历史记忆与民族身份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是一个平台、多个任务，即该应用程序能执行多个任务，但只能选择Windwos操作系统这一个平台，而基于嵌入式系统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既要能执行多个任务，又要能跨多个操作系统平台运行，这就要求嵌入式系统必须具有较高的可移植性能。
显而易见，集体记忆理论的出现既迎合了人们缅怀本民族既往历史的需要，也是重构当下的资源。人们通过记忆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选择性地忘却。集体记忆作为民间认知体系之一，长久性地保存于人类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社会定位的需要，并被不断地加以想象、虚构、叙事与重构。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之后，媒介天然性的与历史记忆紧密相连。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信息复制，彼时的历史往往通过大众传媒得以记录与传播，继而为当下建构历史记忆提供史料支撑。大众传媒是资讯消息及其时评的主要载体，以见证人的身份记录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它又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民族集体记忆。以抗战时期中共党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对“七七”的报道为例，可以窥视报刊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7月13日《新中华报》头版发表社论“卢沟桥事件”，称“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寇有计划的行动”，指出日军预谋“由来已久”[3]。《新中华报》对七七事变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并在以后的版面中进行了连续追踪报道。《新中华报》于同年7月19日发表题为“卢沟桥事件的现状”的社论，称“今天的形势已达到不起来抗战就不能保存平津、华北的地步”[4]，分析了抗战形势的严峻和危急。《新中华报》以连续的报道持续关注七七事变，揭露了日军蓄谋已久的阴谋，还原事件真相。1945年7月，《解放日报》整合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三个版面空间打造了“七七”纪念特刊，连续发表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口号、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抗战主要战果、纪念抗战的文章等，试图不断强化“七七”的符号学意义。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名为《延安各界热烈纪念“七七”》的通讯，向“为抗战而牺牲的死难将士致敬”[26]。抗战时期，中共党报的“七七”专题纪念报道通过对历史场景的回放与反思，有意识地引导每一个作为受众的个体达成一段共同意象。
典型报道首推报纸对于重大历史纪念日的策划和报道，它们是包含新的新闻价值因素的历史的呈现，可以说是对社会历史记忆的报道。抗战时期的中共党报，既有对卢沟桥事变的直接报道，也有对其后续历史活动的报道。历史活动的报道不仅是对“七七”的直接呈现，更多的是通过纪念仪式和活动来升华民族情感和构建历史记忆。
五、结语
七七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全国性抗战的新篇章，与作为抗战起点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平台的新闻媒体，抗战时期的中共党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以见证人的身份报道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赋予“七七”新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中共刊载的纪念宣言、中共领导人专论、社论和其他公文都反映了对“七七”的认识与定位。
《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七七”纪念报道中对“中华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舆论呈现，既有实体意义，又有超越彼时现实状况的时空意义。现实意义上，藉由舆论宣传既存在进行社会动员争取抗战胜利，还有争夺中华民族正统代表权方面的意味；在时空意义上，在报刊所设议题感染引导下，作为彼时政治事件的“七七”业已成为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创伤历史记忆，受众在感同自己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的同时，被赋予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过程即是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后，抗战时期藉由党报报道所营造的“软记忆”性质的民族文化记忆形式——典型如“九一八”纪念、“七七”纪念，最终被以“硬记忆”的方式固定和展示——典型例证如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品质的速生桉树产量丰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速生桉在造林过程中施用的基肥适合速生桉生长，且基肥量大，满足速生桉树生长需求。在实际操作中，应将基肥均匀撒入坑内，拌匀，将该坑上方半径70cm以内的全部表土打碎回坑，一般肥量为500g/坑。基肥是确保速生桉树丰产的重要条件，造林技术中对于基肥应进行科学的成分配比，保证速生桉树生长需要与配比高效化。
注释：
预言书当然来自于先知或“先知性格”，但什么样的性格才是“先知性格”？先知并非脱离现实、生活在九霄云外的人，而是身在尘世却能够分身到九霄云外直视现实生活、无限忠诚于事业的人。 罗扎诺夫又说：
①笔者统计，自7月13日至8月3日，连续六期的《新中华报》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新闻通讯、通电、社论等累计有62篇（则），占同时段新闻报道总量的40%以上，且所有头版社论均以“卢沟桥事变”为题，足见关注力度之大。
②公共纪念性建筑如纪念碑具有互文性，是跨越历史的见证。与纪念碑、博物馆或纪念馆等“历史纪念的硬性物件”相对应的是以文本、诗歌、历史小说、公共舆论为代表的“软性记忆物件”，两者互相交融、渗透共同赋予文化记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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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on of the July 7 Incid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llective Memory by Party Newspapers of the CPC：Focusing on the New China Daily and Liberation Daily
FAN Ziqian，W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Shandong 250014）
Abstract：The July 7 incident i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building national memory.During the Counter-Japanese War，the CPC wa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rebuil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commemoration day like Tuly 7 Incident，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emorative reports on the main media platform like New China Daily and Liberation Daily.These texts are both a memory of history and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memory.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targeted reports，the CPC has highlighted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Hence，a set of media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emory construction is formed.In addition to the realistic consideration of inspiring national morale and striving for victory of Counter-Japanese War，the CPC Party Newspapers'act of building the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bodies in a deeper level the efforts to reshape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realiz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Commemoration of the July 7 Incident；New China Daily；Liberation Daily；Historical Memory；National Spirit
[中图分类号]K2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9）06-0125-07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6.019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革命与战争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演变研究（1921-1935）”（19CXW 004）。
[作者简介]范子谦（1989-），男，历史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静（1990-），女，哲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吴祖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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