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勤艺:前蜀道教文化浅谈论文

杨勤艺:前蜀道教文化浅谈论文

摘 要:前后蜀承袭唐代崇尚道教的遗风,尤其是前蜀时期,统治者重用道教杰出学者杜光庭,使得道教得到蓬勃发展。这充分表现在前蜀时期的道教建筑与壁画、前蜀时期道教代表著作以及前蜀永陵道教遗迹上。

关键词:前蜀;杜光庭;道教文化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本出身平民,之所以崇佛尚道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唐僖宗的影响。王建本身就很尊敬并重用杜光庭,指定杜光庭为两任太子的导师。道教建筑与壁画大多都和杜光庭有关,就连前蜀永陵中的道教遗迹也很大可能是杜光庭的手笔。杜光庭可谓是前蜀道教的一颗明星。

一、前蜀两位皇帝的道教情缘

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史载其先世为饼师,家境贫寒,后因“贩私盐”入狱,逃亡之际遇高人指点于是从军入伍。由于王建“机拳勇略,出于流辈”,不久便升任统领千人的都头。时值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亡入蜀。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长安情势好转,王建与韩建、晋辉等5人率5000人马赶赴成都恭迎唐僖宗回都。唐僖宗赐以丰厚奖励,号“随驾五都”。也因此大功,当权宦官田令孜收王建为义子,从此王建成为唐僖宗心腹大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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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唐僖宗重返长安,任命王建为神策军宿卫将军,负责宫廷警卫。次年,长安城再次爆发政变,唐僖宗只好再次逃亡。在此途中,王建任清道斩斫使,背负玉玺相随。[2]行至当涂驿时,前面栈道被大火焚烧,后面又有追兵。王建冒着生命危险,于烈火中保护僖宗过了栈桥。为了表彰王建的忠诚,僖宗又任命他遥领壁州(治今四川通江)刺史,从此王建进入川蜀地带发展势力。此后几经波折,通过多年苦心经营与扩张,王建逐渐在川蜀一带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3]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唐僖宗死于长安,终年27岁,死后谥号为惠圣恭定孝皇帝,葬于靖陵,庙号僖宗。唐僖宗驾崩后,其弟唐昭宗继位。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唐王朝正式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4]

稍后王建遂建立蜀国(公元907年—925年),史称前蜀,定都成都。王建在位期间,采取了许多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当时四川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王建因病驾崩,享年72岁,谥号“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归葬永陵。[5]

综上所述,前蜀高祖王建和唐僖宗李儇二人曾是紧密的君臣关系,王建的入伍、升迁以及后来据蜀称霸之路无不与唐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以及唐僖宗李儇的逃难有关。以下是《十国春秋》中出现的前蜀高祖王建和后主王衍与道教有关的史料:

王建相关

三十五卷 前蜀一 本纪

有文集三十卷,皆本无为之旨。其序毛仙翁略云:“世之得道者,炼阴而全阳,阴泽都尽,阳华独存,故能上宾于天,与道冥合,则黄帝驾龙而腾跃,子乔控鹤而飞翔,赤松乘雨飘摇,列寇御风而上下。史简昭著,又何疑焉。尝试论之。真一既判,元精肇分,清气为人,谓之三才,皆禀于妙无,成于妙有。人之生也,参天而两地,与气为一。天地所以长存者,无为也;人之所以生化者,有为也。情以动之,智以役之,是非以感之,喜怒以战之,取舍以弊之,驭努以劳之。气耗于内,神疲于外,气竭而形衰,形凋而神逝,以至于死矣。故曰委和而生,乘顺而死,率以为常也。修道之士,黜嗜欲,隳聪明,凝然无心,淡然无味,收视反听,万虑都冥。然后虚室生白,脗合自然,观化之初,穷物之始,浩然动息,与道为一,则恣心所之,从心所欲,是非不能乱,势利不能诱,寒暑不能变,生死不能干,指顾乎八极之外,逍遥乎六虚之表,无所不察,无所不知,目能洞视,耳能洞听,亦能视听,不由乎耳目。何者?神鉴于未然,智通于无他也。毛仙翁则其人矣。”(序作于通正元年三月七日辛酉)他文多类此,不具录。

夏四月丁丑,唐改元天复。闰六月,道士杜从法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王遣王宗黯将兵会东川、武信兵往讨。未几,龙台镇使王宗侃等击灭之。[6]

三十六卷 前蜀二 本纪下

[18]参见(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陈抗等编《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3年,第989页。

(武成二年)是岁,广都嘉禾合穗。昌明县道士李怀杲谋乱,伏诛。

三十六卷 前蜀二 本纪下

(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8]

施工部门在高速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要结合施工环境的基本参数和情况,对温度参数予以收集和管理。温度出现变化后,不仅梁体会随之发生改变,伸缩缝宽度也会异常,这些变化都会对安装定位数值产生影响。基于此,技术部门要对安装定位数值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量数据参数、伸缩缝宽度设计的条件等,分别在最高温和最低温状态下展开宽度设计,避免因为定位管理不准确造成的伸缩缝高温过度膨胀以及低温过度拉长的问题,真正维护高速公路桥梁施工项目的整体质量和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也为后续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全面落实和优化奠定基础,促进管理体系的和理升级和优化[2]。

王衍相关

三十七卷 前蜀三 本纪

(乾德五年八月)帝受道箓于苑中,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于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朝之。[9]

三十七卷 前蜀三 本纪

(乾德五年)冬十月,以韩昭为吏部侍郎,判三铨。昭受赂徇私,选人诣鼓院挝鼓上诉,又为嘲语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导江、青城,侍郎亲情。果、阆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帝闻言召问,昭对曰:“此皆太后、太妃、国舅之戚,非臣之亲。”帝默然。彗星见舆鬼长丈余。司天监言国有大灾,诏于玉局化置道场以答天变。右补阙张云疏言:“百姓怨气,上彻于天,故彗星见。此乃亡国之征,非祈禳可弭。”帝怒,流云黎州,卒于道,是岁梁亡。[10]

图一:杜光庭(850—933)画像(选自『丽水乡土网』)

三十七卷 前蜀三 本纪

(咸康元年)三月,帝谒永陵,自为夹巾,或裹尖巾,其状如锥,民庶皆效之。还宴怡神亭,妃嫔皆载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夹面连额,渥以朱粉,号醉妆。[11]

三十八卷 前蜀四 列传

高祖以元膺年少任大,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且属其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名儒许寂、徐简夫二人。元膺未尝与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12]

综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王建和王衍本身的道教修为并不高,对道教的推崇更多是流于表面形式,比如兴建道教建筑、绘制道教壁画以及衣着道教服装等;比起宗教信仰,其娱乐的性质更强。而所有这些道教活动,还大多是由杜光庭主持。因此所谓前蜀统治者推崇道教的内涵,乃是前蜀两代皇帝重用道教大师杜光庭,在后者主导下大力发展川蜀地区的道教。

二、前蜀知名道教人物

我们再看《十国春秋》列传中的前蜀知名道士,更能说明前蜀道教其实是杜光庭一枝独秀的。

杜光庭

字宾至,缙云人,一曰长安人。为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远。方干见之,谓曰:“此宗庙中宝王大圭也。”唐咸通中应九经举,不第,遂入天台山学道。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雅为僖宗所重,时时以光庭为言。僖宗因召见,大悦。已而从幸兴元,竟留于蜀,事高祖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一云先主封杜天师为青城先生。)

光庭博学,善属文,高祖尝命为太子元膺之师。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以侍东宫,颇与议政事,相得甚欢。久之,迁户部侍郎。后主立,受道箓于苑中,以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观大学士。未几解官,隐青城山,号登瀛子。(或作东瀛)建飱和阁,奉行上清紫虚吞日月气法。年八十五卒,颜貌如生,人以为尸解,葬于清都观后。

(2)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鉴于我国目前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局存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当考虑把这些机构逐步整合成专门的防治腐败机构,以形成合力,对其人员、编制实施“精兵简政”,要千方百计,尽可能提高防治权力腐败的工作效率。

光化四年春三月,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以疾求代,王表族子马步使宗裕为留后。唐改封王为西平王。

……光庭初入蜀时,曾于梓潼遇异僧,僧与县令周乐有旧,忽云:“今日自兴元来,颇瘁。”光庭奇某言。明日僧去,乐谓光庭曰:“此僧乃鹿芦蹻,故剑侠也。”为嗟异者久之。又光庭居恒持骄龙杖一条,红如猩肉,重若玉石,绝非藤竹所为。相传遇仙人留赐云。[13]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AF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2月时,2组患者血清AFP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尔朱先生

成都人也。字通微,亦号归元子。唐僖宗时隐炼于金鸡关下石室……人皆笑以为狂。一日游峡上,有叟舣舟相待,叩其姓氏,对曰:“涪洲石姓也。”遂豁然悟曰:“异人浮石之言,斯其应乎?”因服药轻举而去。时天复末年也。先生有《还丹歌》传于蜀中。

(一云先生后自果州至合州卖丹于市,价十二万。刺史召问,其直更增十倍;怒其反复,以篾笼沉之江,遇渔人白石者救之,授以丹,俱仙去。)[14]

崔无斁

成都道士也。老而得瞶疾,往往托算术预知吉凶。高祖时道士李暠者,故唐宗室,居阳平化中,内怀不轨。时设斋,密召玉局道士杨德辉赴之。德辉诣无斁问北行何如,无斁令画地作字。德辉乃书“北千”两字。无斁云:“以千插北,便成乖形,公去卽乖耳。”德辉遂不果去,而暠于就斋日竟罹祸。(又高祖时有道士王侨,精于玄学,或谓《度人经》是其所造。然柳公权已书《度人经》,则非侨作也。)[15]

② (危)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刘习良,笋季英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P137.

杨勋

不知其家世,自号仆射,能于空中请自然还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经宿而去。后主以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毕命时,咏诗言失国事。不数岁,国果亡。(诗曰:“圣主何曾识仲都,可怜社稷在须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唐明宗朝有术士杨迁,即善使鬼神,触物变化,已而被诛,盖勋从子也。[16]

王帽仙

蜀人也,失其名,居常出入阛阓,为人饰敝冠,号曰王帽子。性落魄,忘尔我,暮则卧涪洲天庆观。一夕间暴死,道士敛赀葬之。甫匝月,王自果州贻书来,始知其为尸解。

青城道士

未详其姓氏。能幻术,恒于僻处作法,凡西王母、巫山神女及麻姑、鲍姑诸仙姬,皆应召而至。又忽于城中化出金楼惑众。后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追及于青城道上,以犬豕血沃之,下狱考讯,自言历采民间处子,恣行容成之术,死者无算,遂伏诛。[17]

三、前蜀时期道教建筑与壁画

四川乃道教发源地,历来道教信仰兴盛。早在张天师创教之初就建立二十四治,多布川西一带,故于入唐后成都一地道观林立,总量虽不及佛寺,但亦相当可观。蜀中道观有壁画者,如玉局观、青城山丈人观、上清宫、常道观、金华宫等等皆是蜀中道教壁画集中之地。[18]

玉局观

玉局观在五代曾被毁坏,“王氏窃据,广其阇,坏此殿堂,并为内禁,寻与府库悉为灾焚”。后王衍修复之。前蜀重修玉局观之前观中就有道教壁画甚多。据《益州名画录》记载,画家常粲一人就在其中绘有多幅道门尊像,但至前蜀时已年久剥落,故而换作他画。“玉局化道门尊像壁画甚多,前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19]

常粲生活在晚唐,故他所绘壁画当是王衍重修该庙之前。常粲之子常重胤也擅长画人物画,曾画僖宗御容于大慈寺。玉局观中有常重胤所绘的王建像,“玉局化写前蜀先主为使相日真容,后移在龙兴观天宝院寿昌殿上”。

玉局观作为成都市内的重要道观,是前蜀政权举行重要斋醮法会之所。“十月,彗星见,长丈余,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国家有大灾,宜修德以禳之。诏于玉局建置道场,以答天变。”[20]

三井观

在“互联网+”时代,基层党支部虽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寻找党支部工作创新的新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激活党支部,但目前医院党建工作建设在研究和构建“互联网+党建”进程中缺乏顶层设计。一是缺乏整体性。虽然有的医院建立了智慧党建平台,有的地区也建立智慧党建平台,但缺乏整体规划来进行统筹协调,很容易造成资源的零散分布;二是缺乏基础性。当前对于党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党支部建设信息化、党务信息化,“互联网+党建”是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党支部工作的创新主要源于“互联网+”技术与党建的融合。

三井久知名,暇日偶一访。栋宇坏欲尽,基址尚闳壮。画墙皆国工,烟云俨天仗。旌旄亚戈戟,佩玉杂弓。太古实杰作,笔落九天上。吴生名擅世,睥睨未肯让。规模远有考,意象豪不放。最奇老癯仙,骨立神愈王。石恪虽少怪,用笔亦跌宕。两姝淡蛾眉,非复火食状。尘埃久侵蚀,风雨无盖障。好事未易逢,宁能久亡恙?雍洛劫火余,妙迹尽凋丧。斯游恐难继,伫立增悄怆。[21]

从“三井久知名”猜想五代前蜀时期可能也已经有道教壁画出现于此了。

上清宫

成都市内有一座上清宫,其中壁画以唐帝御容为主。这座上清宫是用唐道袭的私宅改建而成的,并非青城山上清宫。“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将兴元节度使唐道袭私第为上清宫,塑王子晋为远祖于上清祖殿。命齯龟写大唐二十一帝御容于殿堂之四壁,每三会五猎,差太尉公卿荐献宫内,殿堂行事,斋宫职掌,并依太清宫故事。[22]

取已知氯霉素浓度的蜂农蜂蜜15 g向其中添加浓度分别为130、260、660 μg/kg的氯霉素溶液各2 ml进行加标回收实验,按1.3.3第二种方法进行样品前处理,按1.3.2中V(甲醇)∶V(水)(0.2%磷酸氢二铵缓冲液,pH值5)=40∶60的色谱条件进行实验。每个加标水平重复3次。氯霉素回收率结果见表2。其回收率为84%~93%,相对标准偏差4.2%,满足线性分析要求。

当第一阈值在波峰1,2之间时,若不进行特征点一致性补偿,则特征点t2将会提前一个周期,在波峰5下降沿的过零点处,此时若要保证特征点一致则到达特征点时间应调整为t1;当第一阈值在波峰3,4之间时,若不进行特征点一致性补偿,则特征点t2将会滞后一个周期,在波峰7下降沿的过零点处,此时若要保证特征点一致则到达特征点时间应调整为t3。综上所述,到达特征点时间T应根据第一阈值所在位置选取为:

考虑采空区充填施工需要排压孔,2个采井先用作排压孔,待采空区充填稳定后,采用级配较好的中粗砂对2个采井回填治理,用振动棒将回填深度内的砂料振捣密实。考虑2个采井较深,先期充填的不规范,治理后还有继续塌陷的可能,井口暂不封堵,采用钢筋混凝土盖板保护,根据塌陷情况,随时回填处理。待塌陷完全稳定后,再用毛石混凝土封堵井口(图4)。

青城山

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山中道观林立,其中道教壁画也较多。青城山壁画以丈人观为代表,其地就在今之建福宫。“丈人观,在青城山即建福宫也。”[23]因唐皇夜梦五岳丈人,造丈人像赐青城山供奉,因原观在深山之中不便祭拜,遂于此地建丈人观,奉祀御赐丈人像。“王蜀先主修青城山丈人观,请张素卿于丈人真君殿上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树木诸神及岳渎曹吏。诡怪之质,生于笔端,上殿观者,无不恐惧。”[24]

三井观也是成都市内一处具有丰富道教壁画的道观。从陆游的《游三井观》可知宋代三井观道教壁画之盛。

金华宫

对照文献记载和其他有关考古材料,王建永陵及其妃嫔墓之墓主石像,应为墓主生前营建生墓时放入以代死求长生之“石真”,系与道教信仰有关的遗存。我们将王建永陵及其妃嫔墓出土之墓主石像和上述唐末、五代以至宋墓出土的石真相比较,其意义均不外乎是希望把人生的厄运转移到石真上,即以石真替罪(为自己“顶包”)以达长生不老。永陵建成之时为寿陵,封闭之日按照信仰之宗教习俗放入王建石真,其妃嫔墓亦然,即今所见之王建及妃嫔石像。此二石并非墓主死后随尸入葬之物,这是很清楚的。[30]

四、前蜀时期道教代表著作

现存著作

墉城集仙录六卷、神仙感遇传五卷、道教灵验记十五卷、历代崇道记一卷、录异记八卷、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一卷、名山洞天福地记一卷、青城山记一卷、修青城山诸观功德记一卷、玉函经一卷、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广成集十七卷、毛仙翁赠行诗一卷、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太上宣慈助化章五卷、金箓斋启坛仪一卷、金箓斋忏方仪一卷、太上黄箓斋仪五十八卷、太上灵宝玉匮明真斋忏方仪一卷、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忏方仪一卷、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一卷、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忏谢仪一卷、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清旦行道仪一卷、太上润渊三昧神咒斋十方忏仪一卷、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闼箓醮仪一卷、太上正一阅箓仪一卷、洞神三皇七十二君斋方忏仪一卷、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一卷、太上三洞传授道德经紫虛箓拜表仪一卷、道德真泽玄德纂疏二十卷等。

已佚著作

最近邻距离分析是用来分析点数据空间分布热点区域的方法,经常使用最近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NNI)对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查看其是不是属于集聚型分布。然后再使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法来对热点聚集区进行研究,从而能获得不同层次的集聚区[7]。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判断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是否集聚,近邻指数小于1,主要呈现集聚分布;反之,指数大于1,则分布模式趋向分散。指数越小,集聚程度越大。最近邻指数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8]。

上述五十余种前蜀时期的道教著作或留存或佚失,均为杜光庭编撰或者主持编撰,可想而知杜光庭对前蜀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力是多么大。

王氏神仙传、仙传拾遗、道教降代传授年载记一卷、混元图十卷、老君宝箓一卷、老君二十四化诗、集仙传二卷、阴符经注一卷、圣祖历代应见图三卷、玄门枢要一卷、武夷山记一卷、东瀛子一卷、续成都记一卷、兼明书十二卷(佚)、规书一卷、古今类聚年谱图一卷、安镇城邑宫阙仪一卷、太上黄箓斋坛文玉诀仪一卷、醒章奏仪十八卷、灵宝安宅斋仪一卷、帝王年代小解一卷、帝王年代州郡长历二卷、壶中集三卷、三教论一卷、大宝论一卷。[27]

五、前蜀永陵中的道教遗迹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推崇道教,因此在其归葬之所前蜀永陵也保存有诸多道教遗迹。

生墓代死的王建石真

王建造像全高96.5厘米。从雕像面部看,王建浓眉大眼,额头饱满、薄唇大耳,看上去非常庄严。对于王建的形貌,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新五代史》;“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顙,状貌伟然”[28]。据冯汉骥教授之精密考证,认为永陵此石像应即王建之造像,虽难免有“理想化”,但仍不失为一写实之作。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永陵西南数百米处的白果林小区发现一座大型五代墓葬,出土有墓主石雕像1尊、护棺力士石雕像4尊、玉册残简及少量文物残片。从出土的玉册残简中尚可辨“柔姿”二字。尽管墓主石雕像的头部已残,但从体态与装束来看,应是一位女性。经考证该墓主人为前蜀高祖王建的周皇后。[29]

图二:王建石像(成都永陵博物馆提供)

唐时曾在青城山建有金华宫,乃唐玉真公主修真处。《青城山志》引《舆地纪胜》载曰:“金华宫,去上皇观不一里许,唐金华(仙)、玉真二公主建。前蜀王衍与徐太后同游,避暑宫遗址存焉。按殿壁有先主、太后、太妃真容。”[25]这几幅壁画的作者是杜齯龟。《益州名画录》有证:王衍“又命齯龟写先主、太妃、太后真于青城山金华宫”[26]。

棺床石刻守护尸体之随斗十二神和仙乐图

永陵地宫中室棺床的东、西两侧,雕刻有十二神,每侧各六尊,均为半身圆雕,像高约50—60厘米,造型雄健浑厚。石像只刻上半身,股以下埋于地中,双手插入须弥座棺床之下,作抬扶棺床状。石像均披胸甲、背甲,头饰有束发和戴胄两种各六尊,甲、胄及束发的样式各不相同。[31]从整体布局上看,十二神均采用半身圆雕,既能显示出棺椁和棺床的高贵与厚重,也可表现武士即使下半身已因重压陷入土中,仍能保持旺盛精神恪尽护卫职守之抽象意义。这些表现方式,充分体现了古代雕刻家们独具匠心的艺术处理能力和审美情趣,使得这组群像与棺床四周的二十四伎乐交相辉映,互为衬托,构成一部恢弘的动态化的场景。[32]

图三:前蜀永陵地宫(成都永陵博物馆提供)

图四:前蜀永陵地宫抬棺力士(部分,成都永陵博物馆提供)

图五:前蜀永陵地宫棺床二十四伎乐浮雕
(部分,成都永陵博物馆提供)

陵墓中安置十二神的习俗,一般认为与道教文化有关。永陵发掘主持人冯汉骥先生认为,这组围绕棺床作捧抬护持之状的石像与道教的“十二天将”有关,即天一、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其起源于阴阳术数家的六壬式法,意在驱除凶恶,守卫冢宅,保护墓主尸体和灵魂。近年来,有学者在冯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它们应是道教中的“随斗十二神”,即征明、河魁、从魁、传送、胜先、小吉、太一、天罡、太冲、功曹、大吉、神后。置“十二神”于墓中,是护卫墓主,“使无优患,利护生人”。历代墓内出土的买地券上面,多有“随斗十二神”的一些神名,可为此说佐证。[33]

在棺床四周,除了雕凿守尸十二神之外,尚有极为精美的一套伎乐图像浮雕伎乐内容。对此,冯汉骥教授所撰《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有精辟的论说。把这一套伎乐和守尸十二神相配刻在一起,其所表达的意义指向已经不是一般的凡乐,而是日后王建尸解随尸体一起冉冉升天的道教仙乐。[34]

尸体防腐剂水银

王建墓“棺底漆纹淤土中含有相当数量水银,共取出约15公斤,尚未取尽。水银在淤土中均成小珠状,其范围不仅限于棺内底部,棺外附近亦出现少许,但均在离棺底不远的淤土中。此种情况,可能系棺椁腐朽后所浸出,也可能系被破坏时所取出。棺内的少数银器上也附着有相当规模的一层水银。[35]棺中放入大量水银,目的在于防止尸体腐坏,当与道教尸解之说有关。[36]

哀册文中所表现的道教思想内容

永陵出土哀册51简,虽系按帝王葬礼设置,仍杂入了若干道教成分。如残存可读部分中之“痛仙驭之莫留”(第6简);“朱草长摇”(第27简);“我祖唯何?实曰子晋,上宾于天,爰生圣胤”(第15至16简),皆属此种性质之文字。经考证,永陵的哀册也极其可能出自道教大师杜光庭之手。[37]

上述永陵道教遗迹反应出前蜀王建统治时期川西地区道教的盛行,而这是与道教大师杜光庭密不可分的。杜光庭可谓是前蜀道教的一颗明星。杜光庭本是读书人,因科举不中才于天台山学道,后来得到唐僖宗“赐紫”而追随他入蜀[38],并由此得到前蜀高祖王建的重用。他在宽松的氛围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宗教才能,将道教尤其是前蜀道教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杜光庭之前,川蜀地区的道教发展更多是以民间形式存在,道士更是多重“玄”而非“道”。不过,前蜀两任皇帝对除杜光庭之外的道士其实并不都给待见;尤其遇到道士妖言惑众和组织叛乱的时候,更是严惩不贷。由此可见杜光庭的政治才干和人格魅力确令皇帝另眼相看,使之得以推动前蜀道教的蓬勃发展。

注释:

[1]参见(宋)欧阳修:《新五代史》,许嘉璐编《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628页。

[2]参见(五代)何光远撰,刘石点校《鉴诫录》,傅璇琮等编《五代史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丙编,第5892页。

[3]参见(宋)张唐英撰,冉旭点校《蜀梼杌》,傅璇琮等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丙编,第6056页。

[4]参见(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许嘉璐等编《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2册,第1275页。

[5]参见樊一:《永庆院考》,《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6][7][8][9][10][11][12][13][14][15][16][17][38](清)吴任臣撰,徐敏霞等点校《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第495页,第510页,第519页,第539页,539—540页,544页,564页,675页,674页,676页,677页,677页,564页。

(武成元年)是岁,帝以降生日为寿春节。诸僧进辟支佛牙,道士献武成混元图。(佑圣国师光业、道门威仪杨德辉是日以此事相嘲。)诏重建百神庙于梓潼县。先是,唐大将军吴行鲁置百神之庙于路侧,已而毁于火,及帝登极,梦神大求祠宇,遂有是命。[7]

[19][22][24][26](宋)黄休复著,秦岭云点校《益州名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8页,29页,31页,29页。

在商场设计时,很多空间是盲区,并不适合开设店面。这对这类区域,本着合理利用空间的原则,可将其设计成休息区,并加上相应的植物装饰。设置一定数量的座椅供行人休息,绿色植物能够有效缓解其疲劳。此时的商场已不再是单纯的购物场所,贴近自然的设计让客户易于接受[4]。

[20](宋)张唐英撰,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第185页。

[21](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第95页。

[2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4098页。

[25]王文才编纂《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按照BOPPPS模式组织课堂教学,需要以多样的方式引入教学内容,明确学习目标,改进互动环节,设计合理的课前、课后测试,课后总结根据知识点有的放矢,这些手段自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大有帮助。

[27]张亚平:《前后蜀道家著述总录》,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第71—83页。

[28][31][35]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7页,36页,49页。

2008年之前,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增长相对温和,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由于实际GDP增长速度快于债务增长速度,中国实体经济甚至出现了自主去杠杆的过程。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债务快速提升,在2015年提出提出去杠杆的指导意见之前,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2%迅速提高到2015年的227.4%,7年之间实体经济杠杆率增长了86.2%,非金融类企业的杠杆率则从95.2%增长到151.2%。

[29]参见张亚平:《“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30][34][36][37]参见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041页,1046页,1050页,1050页。

[32][33]参见曾如实:《石雕十二神》,谭良啸编《走进永陵》,天地出版社,2002年,第190—191页,190—191页。

作者单位:永陵博物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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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勤艺:前蜀道教文化浅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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