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意识形态一向仇视宦官。在关于汉代与三国的民间戏曲与小说中,“十常侍”一向被视为“奸贼”与“小人”的代名词。大枭雄曹操本人虽不是宦官,但仅仅因为老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照样被儒家名士陈琳骂成“赘阉遗丑”。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元189年,袁绍、袁术带着士兵杀光了京都洛阳的宦官势力之后,天下并没有安定,相反,东汉帝国反而在各路笃信儒家思想的军阀的相互倾轧中灭亡了。
听了他的话,心里很不安,也很犹豫。一顿早餐,花费并不多,但已经出来半个小时,距离远,还下着雨。返回去吧,太麻烦。于是自我安慰道:“下次吧,再路过那里时一定还上。”可又转念一想,钱虽不多,但毕竟是小本生意,不知道人家怎么恨我们呢?或许她们会骂:“看着两个文质彬彬、衣着光鲜的主儿,怎么也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况且,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路过呢,忘了也未可知。想及此,便不再徘徊,快步出了地铁站,折回身,向饭店大踏步走去。
其实,宦官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膨胀后的天然产物。儒家反宦官,骨子里不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正确估计,而主要是出于对自身阶层利益的本能保护。
为何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同样也是皇帝,他却没宦官?道理很简单,他不搞一夫多妻制。因为不存在一个东方式的庞大后宫,他自然没有必要老防着别人和自己太太偷情,因此也就不需要宦官了。
大汉朝可就不一样了,西汉皇后以下的妃子光等级就有十四个。为了防止帽子变绿,正常男性肯定是无法从事此类工作的,而为了不引发嫔妃的嫉妒,女性最好也不要参与这项工作。结果呢,只有委屈一部分男人做宦官了。
从生物学角度看,宦官制度在昆虫世界中已经存在了。蜂巢里的工蜂其实就是“宦官”(没有生育能力的雌性蜜蜂),雄蜂则是“后宫佳丽”,蜂后就是坐拥环肥燕瘦的“天子”。蜜蜂世界比人类世界略具有“蜂道”的地方则在于,工蜂之所以变得无法生育,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残暴的人为阉割而完成的,而是通过性激素供给的减少而完成的。
麻烦的是,儒家的社会结构要比蜂巢复杂得多。不但皇帝有生育能力,而且各级儒家官僚也有,因此,皇帝对臣僚的控制权就无法落实为生理差别,而只能落实为政治权力的差别。即使是抽象的政治权力,也需要活生生的人去落实。
由于对新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滞后,且目前尚未出台一套体系健全、责任明确的保护新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社会群体普遍对新疆各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甚了解。从政策角度来看,相关部门尚未真正重视这一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而只有制定一套法律制度,才能进一步推进保护工作。若没有制度的约束、不借助网页、视频、广播、手机APP等多媒介宣传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将会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一些经典的传统体育文化也将濒临灭绝。
既然皇帝的肉身与臣子差别不大,皇帝要拓展其政治执行力,就只有依赖自身没有繁殖力的宦官作为信息中介,但人类社会的同类分工却马上会引发儒家的不满,因为儒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崇尚“多子多福”的生殖意味。故而,让笃信生殖原力的儒家去听从没有生殖力的宦官的摆布,自然会引发其极大的逆反心理。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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