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认为荀子的人性观就是人性本恶的观点是不完整甚至是片面的,事实上，荀子人性观是以天道自然为起点，以性伪之分为核心，以化性起伪为目标;它既指出了人性的与生俱来属性，也提出了“顺是”所引发后果的解决方案；荀子的人性观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展与建设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人性本恶；性伪之分；四个全面
自先秦以降，不管是史学界抑或哲学界，谈到荀子对人性问题的认知时，“人性本恶”作为荀子人性观的重要乃至唯一标签几乎成为各家共识。时至今日，不少学者在论及荀子人性观时仍持此种论调，甚至有学者认为荀子虽然坚持人性本恶，却并未指出恶的根源在何处，进而导致了一种所谓的神秘主义[1]56-60。这不能不说是对荀子人性观片面且肤浅的理解。事实上，综观《荀子》三十二篇，仅有《性恶》一篇谈到了人性本恶，将其作为荀子人性观的核心甚至是全部，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统一战争此起彼伏的战国时代，相对于不被各国统治者看重的孔孟的性善论，集儒家与百家之长的荀子在有关人性认知的问题上所提出的观点不但为统治者所倚重，而且成为法家学派诞生的重要思想基础。只不过，随着宋明理学高倡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对孔孟的推崇日盛，荀子的影响在后世难以企及。作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学者，荀子的人性观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伪之分，还秉承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与积极入世原则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全新理念。这一学说不仅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当中有重要地位，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参考与启示。
一、荀子人性观：相比性恶论的传统认知新在何处
荀子对于人性的考察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试验方法和论证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荀子之所以不同意孟子的人性善观点，是因为孟子的观点“无辨和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2]381。在荀子看来，既然孟子主张人性本来是善的，可在现实当中却没有与它相合的证据，也没有可以验证的凭据，坐下来谈论它，站起来却不能够布置安排，推广起来也不可以实行，这显然是一种谬误。荀子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提出了著名的“性伪之分”。人在出生之前所拥有的才是人的本性，后天学习到的一切都是“人为的”，而非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为了更好地论证自身的观点，荀子对孔孟时期的儒家系列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与更新。
1.天道并不存在道德的先验属性
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场景显现。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上，聊城以河道生态修复为重点，侧重滨水景观建设，营造绿色生态长廊，提升区域的景观品位，改善城区生态环境。市城区现有水面面积为13km2，占城区建成区面积的18.8%。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为30.84km2，绿化覆盖率达到44.08%，绿化长度与水体岸线长度比为96%，水土流失治理率达98%。通过加大排污许可控制力度、实施入河排污口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道治理等措施，全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1.02%，城区水域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目前城区80%以上的水体清澈、无杂物，满足水质标准。
孟子之所以主张人性本善，善的根本来源是孔子时期的“天”。在孔子看来，天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上天自然就是有生命、有感知、有道德的。人类一切的德性都是来源于上天。人如果在后天违背了善的本性胡作非为，上天就会降下灾祸作为惩戒和警示。这是性善论的逻辑框架甚至是整个儒家思想的起点。对此，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2]265上天固然伟大，但是它的运行是客观的，并不因为人世间君主的善与恶而有所不同。天从来都没有变过，如今的日月、星辰和天象，和当年的大禹和夏桀是一样的；然而大禹使天下安定，夏桀却弄得民不聊生，这跟上天没有什么关系。为了从更深层次说明上天的无意识性，荀子甚至对先秦时期各学派盛行的天人感应现象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2]273。所谓祭祀求雨就下雨了，这跟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发生了日食月食就通过占卜想办法补救，这些都只不过是统治者通过这些行为来粉饰政治罢了，只是不知道实情的老百姓以为神奇，真的出现了天人感应。综上，在荀子的人性观里，天就是一种单纯客观的存在，没有善恶属性更没有人格化的感知。虽然各种自然天象非常神奇甚至给人间带来灾祸，但只要人类掌握了天运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实现人定胜天的目的。
2.欲望是人性的必然与客观存在
以去人格化的、自然的天的认知为基础，荀子阐释人的自然“天性”，进而为人性进行“正名”。荀子指出，生之所以然者……不事而自然谓之性[2]357。简而言之，对于人来说，与生俱来的、不经过人为努力而自然产生的，就是人的本性或者叫天性。人性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好、恶、喜、怒、哀、乐等六个基本方面。情感是人性的内在实质，欲望是人性的外在表征。这是“天之就也”，先天就具有的。因此，人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与人们在后天具有的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 虽为天子，欲不可尽”[2]357。即使是看门的下等人，他的欲望也不可能去掉，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既然欲望是人性的外在表征，那么人性的特点就体现在“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反之，“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2]369。这并非是人的本性使然，恰恰是后天的道德教化实现的。这也是荀子的人性观被贴上了“人性本恶”标签的主要原因。其实，荀子的目的是要给被世人称之为“恶”的人的本性进行正名。具体而言，荀子主张人性是自然的，并没有善恶的道德属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衣，累了想休息，何恶之有？
在荀子看来，真正的恶不在于人性，而在于“顺是”，即因循着人的这种本性，“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2]377。因此，恶的根源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神秘主义”，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所包含的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节制，必然会导致放纵本性，顺从情欲，自然会发生争夺，就会发生违反等级名分、扰乱礼仪制度的事，从而引起国家的暴乱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严格地说，荀子的人性观并非“人性本恶”，而是“人性自然论”，或者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叫“人性无善无恶”[3]28-34，这才是荀子人性观的本来面貌。人性自然论的意义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人性自然论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人性，避免了类似西方基督教教义亚当夏娃式的人类原罪，让人始终活在赎罪和自卑的道德阴影下；另一方面，又给接下来的伦理规则的制定与道德教化的施行提供了合理性说明，避免了孟子提出人性本善，却又无法证明后来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只能强为之证，提出一些人后天丢失了人善良的本性所导致的无法自洽的逻辑尴尬；因为孟子无法进一步证明一些人为何会丢失善的本性，以及为何是部分人而非全部，还有人的善良本性是如何从上天那里继承的种种责难。
程瀚喜欢名表，经常戴着价格不菲的名表出席各种场合。“不怕领导讲原则，只怕领导没爱好”，一些有所图的老板就投其所好，给程瀚送玉石、名表，美其名曰“玩玩”“欣赏欣赏”，其实这些老板都心知肚明，程瀚不还，他们是不会要的。
以人性自然论为基础和欲望无法节制所导致的纷争动荡为背景，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解决方案，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377。人的本性欲望不加节制固然是恶，但可以通过后天人为的努力达到善的教化目标。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2]375这意味着，尽管天性无法通过人为来学到，但是圣人制定的礼仪制度可以通过后天人为的努力得以实现。这就是性与伪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时意味着“化性起伪”的解决方案避免了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而是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即道德教化来节制欲望。
不过，与后世的道德教化理念不同的是，荀子在面对人的欲望这一概念时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积极肯定与平等色彩。荀子认为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既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更是激发创造力与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这或许也是宋明理学极力贬低荀子学说的重要原因。在荀子看来，“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2]375。可见，对于统治者来说，通过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借此去掉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正确引导人们的欲望的，统治者自身反而会被欲望所困住。类似的，通过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来减少人们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的，同样会被欲望困住。原因并不复杂，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2]377。因此，欲望并非是造成国家治乱的原因。关键在于如何通过道德教化对人的欲望进行合理节制。同时，荀子还提出在道德教化对于所有人是平等有效的，统治者并非先天比老百姓的人性更好、道德水平更高。 如果统治者“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絻，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2]368。可见，像这样的统治者即使为诸侯、为国君，他们和那些盗贼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坐着高级的马车，戴着高大的官帽，他们和那些衣食不足的老百姓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被欲望所奴役而已。
二、荀子人性观：对当代社会的有益启示
尽管时代不同，但荀子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性观，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观念上都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所组成的“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4]19。要实现这一目标，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学习、借鉴和吸收全世界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尤其要善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综观荀子的人性观，不仅包含了对欲望的辩证认知与德治的制度设计，更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多个层次的治理理念，对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创新不无裨益。
4.坚持法治的同时不能丢弃德治传统
不过，如果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要让全部贫困人口脱贫之后继续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在精准扶贫的同时更要注重扶志。当前，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少数困难户看到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辅助以及扶贫队员的一对一帮扶，而且中央提出2020年必须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因此失去了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外出务工、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动力，丢弃了自主脱贫的积极性，一味地等靠要。尽管单个地区这样的人数不多，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绝对数量依然不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扶贫结果不但对其他致力于脱贫的困难户和帮扶队员的积极性是一个很大的挫伤，而且让精准扶贫工作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现象并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暂时的脱贫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者其他问题，在自身缺乏有效谋生手段的情况下很可能重新返贫。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14亿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也是建国百年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更与2000年建成的基本小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一，基本小康实现时我国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全面小康的目标则是要将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全部实现脱贫。第二，基本小康重点在于物质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小康则着眼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三，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是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小康。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交通、自然资源、人口密度、能源开发等方面差异巨大，这是基本小康建设时所没有的。针对这个难题，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发展战略，力争要让全面小康不落下一个人。
如何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荀子的人性观当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荀子认为人性是平等的，只要教化得当，“涂之人可以为禹。”相传上古时期涂这个地方的人品行低下，但荀子认为涂这个地方的人同样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人。然而，荀子接着又指出，“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2]385这意味着普通人甚至品德低下的人要成为禹那样的人物，都有可能性，但未必都能实现。原因在于国家的治理需要富民和教民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让民众富裕的同时把社会的礼仪刑罚规范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不先富民而去教民，统治者丰衣足食却让老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这样的道德教化将失去意义。反过来，如果只是富民而不教民，那么老百姓就不会知道礼义廉耻的道德意识，不会意识到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下百姓对统治者承担的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义务，儒家“克己复礼”的道德建设目标也将失去价值。对比荀子的观点，不难发现我们当前的精准扶贫更多的精力往往集中于“富民”，而“教民”方面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落实，距离前者而言相差甚远。全面小康社会绝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的小康，更是精神、心理和道德层次的小康。只有扶贫与扶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才能够不断减少等靠要，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3.道德教化的目的是合理节制欲望
2.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确立规则的权威性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问题关系到企业的隐私，一直以来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所困扰的问题，其主要包括：电脑病毒、网络黑客、网站漏洞等。不法分子利用企业的漏洞进行攻击，盗窃机密文件，严重威胁到企业信息的安全，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此外，技术人员技能和电脑软硬件设施的不足也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影响企业网站的正常运营。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统一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从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21不难发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同样是改革的难点，尤其是如何破除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少干部头脑中依然残存的人治思维，进而破除我国行政管理当中的权威性体制和权力主导型逻辑。一言以蔽之，如何树立包括所有政府官员在内的行为规则的权威性。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改革的难点我们深入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破除长久以来我们本不应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列出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清单。但实事求是来分析，我们的改革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难以破解的难题，尤其是每一级政府与职能部门的精准定位与权限范围仍然没有订立明确有效的改革规则，导致各地的改革五花八门。
对此，荀子在他的人性观中也有着明确的观点：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2]371如前文所述，从人性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不可能都得到满足，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就都能得到；我们在后天进行欲望的节制时必须要舍弃一些，但也不是人们所要抛弃的东西都能丢掉。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衡量的准则。就好像称如果不准，那么悬挂重物反而就会仰起来，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轻的东西；悬挂轻物反而会低下去，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重的东西，因此，人们就会对轻重产生迷惑。如果衡量人行为的准则不准确，灾祸就会包含在它所追求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幸福；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当中，人们却认为这是灾祸，因此，人们就会对祸福产生迷惑。道，是自古以来衡量事物的正确标准，偏离正道，而由自己任意选择，那么就不懂得祸福究竟依存在什么地方。
借用荀子的观点，如何让统一刻度、统一砝码、统一规格的“称”能够成为衡量政在不同级别的政府和职能部门如何减、减多少以及公权力在同一职能系统内又该如何下放的明确标准，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公民共同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改革中要重点考虑的。
为推测换乘时间，需要获取出发站点到换乘站点的距离. 利用A*最短路径算法，搜索出轨道任意站点OD之间的最短路径和距离(表3)，将该路径作为乘客出行路径，添加TRACE字段以记录该路径.
2.1.2 不同灌水量对啤酒大麦产量的影响 不同灌溉水平下甘啤6号的产量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灌水量的增加，产量显著提高。灌水量在750 m3/hm2时，产量极低，仅为 4 645.65 kg/hm2，水分的亏缺严重影响了啤酒大麦的产量；灌水量在1 500～2 250 m3/hm2时，产量水平较高，各处理间产量差异不显著，折合产量为7760.55～7970.7 kg/hm2，灌水量在2250m3/hm2以上时，增产不显著（见表3）。
2.4 敏感性分析 依次逐一剔除单个研究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异质性未发生明显改变，合并效应量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森林图结构均未发生改变，表明本次研究结果稳健性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毫无疑问，只有将法律确立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才能够给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否则，按照荀子的说法，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2]381可见，如果我们尝试如果去掉君主的权势，而不用礼仪的教化，舍弃法制的治理，而不用刑罚禁止违法乱纪，就此观察天下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强者伤害弱者，多数人欺负少数人，不久天下的人就会发生悖乱而互相残害。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绝不能搞一阵风，而是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这个重要理念的提出，不但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坚强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改革越是向纵深发展，越是要重视思想认识问题。五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是斐然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央立案查处的中管干部总数达到了440名，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曝光和处理也逐步深入。然而尴尬的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仍然有包括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内的52名中管干部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其中不少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可谓是顶风违纪。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意志，另一方面也恰恰凸显出在提高道德修养的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更需要率先进行道德垂范。按照荀子的观点，“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2]357-358可见，何为事业，何为德行，何为智慧，这是人性在后天学习努力的重点。领导干部显然应该走在普通党员的前面。在立德修身的过程中，见到善良的行为，一定认真地检查自己是否有这种行为；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严肃地检讨自己；自己身上有了好的德行，就要坚定不移地珍视它；自己身上有不良的品行，就如会因此而被害似的痛恨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的目标和方向。所谓上行而下效，一旦领导干部能够见善修然必以自存、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就能够在党内树立起良好的道德向善风尚。
也正是基于此，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高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这部分抓好了，在全党做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习总书记更加明白地提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能做到，自己首先不能做。唯有如此，才能够让领导干部率先成为党内的道德担当，一级做给一级看。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人性观的精髓是非常相似的。
1.精准扶贫建设更要关注扶志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按照都市型农业定位，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壮大水产、畜牧、蔬菜、林果四大支柱产业；加速推进农民创业就业。完善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农民创业担保体系，扶持农民创业就业。加强鄂州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科技农业和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副产品，提高农民收入，采用现代手段，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提高农业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农民收入。
3.领导干部要率先道德垂范党规党纪
从根本上来说，现如今的老年人拒绝再做子女的“免费保姆”，开始提出“有偿带孙”的要求，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养老机制改变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冲击。因为以前是父母帮子女带孩子，父母老了以后子女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其中多少有一种“等价互换”的成分在里面。而现在很多老人老有所依之后不再依赖传统的“养儿防老”，这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体现。那么作为子女，只要条件允许，给父母一些“亲情补贴”，让父母能够体会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所在，顺便也让父母手头宽裕一些，心里的安全感多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在荀子的人性观对规则的强调中，作为先秦法家奠基人的荀子，依然非常强调“礼仪之化”对民众的教化意义和功能。毕竟，单纯依靠法律之治只能让社会维持一个不是最坏的状态，守住法律的底线而已。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这样的状态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以及人的美好生活而言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更何况，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面对着公交车上年轻人要无条件给老年人让座、有钱人要无条件捐出自己大量的财富去救助贫困人群这样屡屡出现的道德绑架现象，尽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是法律对此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法律只是社会的最低线，法律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二者相比，法律重在惩恶而道德重在扬善。
只有当德治发挥其应有的道德引导与道德惩戒作用，让“礼仪之化”成为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升，我们才能够不断拉高社会的底线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进而实现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一种目标：行动者的权力和有效的动因是一回事[5]595。
三、荀子人性观：不可忽视的应用域限
荀子以唯物论为基础的人性观对于当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荀子人性观固有的局限性，避免简单和机械化的拿来主义。
1.所处时代的不同
荀子所处的先秦时期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本不同是其人性观的首个局限性所在。荀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此时三代以来的分封制传统已经解体，不断加强君主权威的中央专制集权体制在当时的秦国与山东诸强已经普遍建立。由乱入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战争频仍、诸侯割据、天子失势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特点，秦国一家独大、小国朝不保夕、六国合力抗秦仍力有未逮是当时社会的基本格局。相较而言，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建国近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础上，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刚刚统一、百废待兴发展到今天综合国力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
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荀子和今天所处时代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形态的“乱”与“治”。战国中后期的诸侯纷争与兼并战争不断加剧，地方的统治隶属关系不断变化，民众不断被加派劳役和徭役，很多地方民不聊生。今天的时代在建国之后近七十年从未再发生内部战争，除了抗美援朝和两次自卫反击战，广大民众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与安定，人民的生活已经由当初的温饱状态进入当今的迈向全面小康乃至今后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其次，中央权威的“弱”与“强”。战国时期名义的周天子的权威相比春秋时期更加弱势。此时的大国诸侯已经撕下了原本温情脉脉的“尊王攘夷”，变成了赤裸裸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后期东周朝廷直接为秦所灭。当今时代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六年时间里，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地位与中央权威的加强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再次，执政理念的“专制”与“民主”。为了适应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形势，各国统治者纷纷加强自身的专制集权统治力度。直接听命于诸侯的郡县制纷纷取代分封制，由君主任命的有司衙门不断建立和完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民主特色，在立法、行政、司法等领域不断加强民众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检举告发等民主权利，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和保障。
P2主要与注意资源的分配及对刺激的加工分析有关[13]。本研究发现，在由新异刺激诱发的P2波幅上，术后化疗前组低于化疗组和健康对照组，说明该组患者对分心刺激的抑制不够，从而可能减少对靶刺激的注意资源的投入。
2.制度创设的根本差异
荀子认为对民众进行教化的道德与礼仪制度乃是圣人后天所创，这与我们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立法体制在认知与制度设计上有着根本区别。荀子认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2]378尽管相对于儒家学派的孔孟，荀子的人性观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平等色彩，提出人的欲望都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高下之分。然而，在对人的本性进行道德教化即“化性起伪”的制度设计中，荀子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唯君主论色彩。荀子认为尽管圣人的本性与普通人并无不同，但是圣人率先通过道德的醒悟与教化，实现内圣外王，进而为了更好地统治整个国家与社会，创造出了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礼仪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了对不遵守礼仪规范的惩罚制度。
将礼仪与刑罚制度的创设者归于圣人的思维实质上是典型的精英主义思想。换言之，在历史与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当中，都是圣人起到推动作用。这与我们当今时代的主导思想是有着根本差异的。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尽管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精英分子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民众所起到的作用显然是更加基础和重要的。不论是1949年人民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抑或是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正式颁布的《宪法》，近七十年来，我们的制度创设一直坚持的都是人民本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部门立法的传统不断得到矫正，人大立法不断得到彰显。法律法规的草案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尤其是网络不断向广大人民群众征求意见。这是我们当今时代在改革的过程中吸收传统文化尤其是荀子人性观理念的时候必要考虑的时代局限性。
小虫转身走进卧室，从抽屉里拿出新配的两把钥匙，在玉敏眼前晃了晃。玉敏正觉诧异，小虫兜出了他的想法，把玉敏大大吓了一跳。玉敏说小虫，你太卑鄙了，你在我心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好印象，叫你破坏了。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那是你亲姑妈啊。小虫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官司就算打赢了，三十万也是遥遥无期，所以我们不得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啊。玉敏呸了他一口，忿然道，还红心呢，黑得跟煤渣似的，你是昧着良心！小虫说我这不是为了你嘛，要是讨不回钻戒要不来三十万，我们这后半辈子怎么活？连孩子都不敢要了。玉敏说就是穷疯了，我也不让你这么做！
3.民众权利的根本区别
尽管荀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属于儒家的思孟学派。但是荀子却对子思和孟子的思想不以为然，自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这也就决定了，一方面荀子丢弃了孟子曾经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民本思想；另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很多特征，尤其是孔子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观点，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过程中，只需要对其进行教化，无需告诉他们为何要对其进行教化。应当说，这样的“化性起伪”的人性观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典型的愚民主义思想，同时也违背了荀子本人主张的平等主义观念。
在荀子的人性观当中，普通的芸芸大众只有服从的道德义务，却没有质疑的道德权利。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强调要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从义务论变成了权利论。换言之，在对待民众权利的问题上，荀子认为普通民众只能被动接受道德的教化，而没有道德自主性与创造性。相较而言，今天我们在进行以德治国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道德教化过程中，不仅要广大民众了解道德本身，更要了解道德规范出台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与价值，进而以各种形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道德规范，实现道德教化的知行合一。这是我们在借鉴荀子人性观的时候，不能用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荀子人性观在新时代散发出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风采和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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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TheInterpretationofHsunTzu’sConceptofHumanNatureandItsContemporaryValueExploration
LI Jian-hua, LI Yan-yan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3,China)
Abstract：The view of Hsun Tzu’s human nature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is incomplete or even one-sided. In fact, Hsun Tzu’s view of human nature is takes n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eparating human nature and acquiring the artificial as the core, and turning human nature into kindness as the goal. It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inherent nature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proposes a solution to the consequences of a complete submission of desire. Hsun Tzu’s view of human nature also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Keywords：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 separating human nature and acquiring the artificial;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1-0167-05
*收稿日期：2018-08-30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伦理研究；李彦彦(1982—)，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伦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吕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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