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洛阳城内佛寺众多的景象。北魏佛教的传播目的是教化与安抚民众，而女性作为民众的一部分，自然也与佛教有一定的关系。《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身上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染指佛教，这些女性或痴迷佛教、直接参与佛教活动，或间接从行为活动中阐发佛教教义；二是才华横溢，这些女性技艺卓绝、才思敏捷,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女性的主体意识，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佛教思想有直接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大乘佛教思想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二是大乘佛教思想触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大乘佛教；女性意识
《洛阳伽蓝记》主要记载北魏时期洛阳城的著名佛寺，包括佛寺的形成始末，还记载了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从其所记载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女性与佛教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例如，书中所记佛寺如昭仪尼寺、明悬尼寺、魏昌尼寺皆为尼寺；永宁寺、胡统寺、秦上太君寺皆为女性所立；报德寺虽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目的确是为冯太后追福；书中所记西域求经，也是太后潜崇立寺比丘惠生前往。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与佛教教义有关的女性。本文从《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佛教概况入手，通过分析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找出佛教与女性之间的关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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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伽蓝记》所记佛教概况
《洛阳伽蓝记》作为一部集中反映佛寺的作品，内容庞杂，包括历史、地理、建筑等多个方面，其中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佛教情况：一是洛阳城内佛寺广布，从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盛行的是大乘佛教；二是当时社会信仰大乘佛教的僧徒广泛，女性也参与其中。
1.佛寺众多，大乘流行
《洛阳伽蓝记》顾名思义是要记录洛阳城的佛寺，分为五卷记述洛阳城内与城外的佛寺，分别是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内佛寺有永宁寺、宗正寺、太仆寺等15座寺庙，城东佛寺有明悬尼寺、龙华寺、璎珞寺等16座，城南佛寺有景明寺、大统寺、报德寺等13座，城西佛寺有冲觉寺、宣忠寺、白马寺等12座，城北佛寺主要有禅虚寺、凝圆寺及城外诸寺，共计60余座。在当时，不仅洛阳城内佛寺众多，整个国家的佛寺数量也相当庞大。《魏书》有记：“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1]3029此时佛寺数量还很少，而“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1]3042单是都城洛阳在神龟元年（518）就有佛寺五百余座：“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1]3045由此可见，北魏佛寺数量随着佛教传入以及统治者的信仰而激增，数量十分庞大。《洛阳伽蓝记》所记佛寺只是洛阳城内佛寺的一部分，尚未完全载录。
既然有如此多的佛寺，证明当时佛教在北魏的流行程度非同一般，那么是什么样的佛教让北魏人如此沉迷呢？佛教产生于印度，向外传播分为北道的陆路和南道海路两条路线，传入我国的佛教两条线路皆有。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传入我国的佛教主要是从陆路传来，印度西北为大乘盛行之地，故传至北方之佛教，多是大乘佛教。而后大乘佛教南下与小乘佛教混合，最终“北道则龟兹国为佛教之中心地，南道则于阗国为佛教之中心地，南北两道之佛教，遂日趋于盛大之境。由此两国而传中国者，则为最重要大乘教是也”。[2]44《洛阳伽蓝记》对当时的佛教也有相关记载：“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于禅学，讲涅槃、花严，僧徙（徒）千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见而礼之，号为菩萨。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之于西域。”[3]230-231还有“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3]251-252汤用彤也认为：“元魏洛阳之出经，多传法相唯识之学，其要典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金刚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胜思惟经论，乃菩提流支所译也。”[4]402-403以上提及的几部经典都是大乘佛教要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是大乘佛教。
2.信徒广泛，女性出家
在多部件系统中，对于一些功能相对简单、精确度要求不高的部件，通常可以找到适合的数学模型对其使用寿命进行预测。本文以全周期维修费用率最低为目标，针对部件寿命分布已知的异构多部件系统进行非集中式维修决策的研究。
《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女性，有的技艺卓绝、才思敏捷，以王肃之妻、徐月华、朝云、春风为代表。“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3]177-178这则材料说的是徐月华善弹箜篌，且技艺高超，广受欢迎。《酉阳杂俎》亦有记载：“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曲。”[8]66以上呈现出一个才艺卓绝的女性形象。再看另外一个女性：“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垄（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3]206-207朝云是婢女，是一个下层女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吹篪退兵。这一方面说明了朝云吹篪的技艺超群，居然能达到感动敌方，令对方弃甲而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朝云过人的能力，作为一个婢女能为王琛所识用，必有他人所不及之处。以上材料中的女性都是在某一领域中的出类拔萃者，凭自己的能力使别人折服。
二、《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女性之特点
A组患者与B组患者均持续使用盐酸氨溴索治疗,30mg/次,溶剂为100ml生理盐水,静脉滴注,3次/d。A组持续用药时间为8d,B组持续用药时间为16d。
1.染指佛教
《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女性，基本都与佛教有关，有的有直接关联，这类女性如冯太后、胡太后；有的与佛教有间接关联，如孙岩之妻、韦英之妻、侯庆之妻。佛教在北魏流行非常之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皆有许多忠实追随者。提及北魏痴迷佛教的皇室女性，就不得不说冯太后和胡太后。孝文帝称冯太后为祖母，但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应为母子关系，这与当时鲜卑族的收继婚风俗有关。《洛阳伽蓝记》记载：“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3]145这里明确指出，报德寺就是为冯太后所立。同时，冯太后也是崇佛之人，自己也兴建佛寺。据资料记载，冯太后修建了永宁寺①此永宁寺并非为《洛阳伽蓝记》所记载之永宁寺，建于桓安北台，后被焚烧。：“天安二年……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广弘明集》二载此文作皇兴元年，高祖孝武诞载，于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1]3037从该寺的规模来看，可称“天下第一”，由此得知冯太后对佛教之重视与痴迷。宣武帝时期的胡太后也是极度信佛之人。《洛阳伽蓝记》有记：“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3]1此永宁寺比起被焚烧的永宁寺更突过前制。《北史》有载：“（灵太后）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7]504《洛阳伽蓝记》中多次提及胡太后，且皆与佛事相关，大统寺之西寺、秦太上君寺明确记载皆是胡太后所立。《魏书·列传第一》：“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1]338《魏书·列传第六十五》：“灵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斋会，公卿尽在座。”[1]1703由此可知，胡太后不仅奉行佛法，而且对佛法义理比较熟悉，并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另外，北魏皇室女性出家者甚多，皇后出家为尼者，有孝文帝元宏废后冯氏、宣武帝元恪废后高氏等人。这说明北魏皇室女性与佛教有着直接关联，她们或修建佛寺，或深谙佛法，或出家为尼。正是在这些皇室成员的影响下，佛教才会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另一类与佛教有着间接关联的女性，则是《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及的韦英之妻、孙岩之妻、侯庆之妻等人。她们并非皇室成员，皆为普通民众，她们身上体现着佛教教义。“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3]204-205孙岩与其他130余人皆是因为对美色的贪恋而被截发。佛教认为，万事都是从因缘生起，没有我的实体存在，若固执为我，便会对物欲境界起贪恋，强烈执取，据为己有，这便是十二因缘中的“取”，即执取。材料中被截发的男子，究其根本是对情色的无明与执取。再看孙岩妻之形象，本为狐，却化为人。从佛教因缘生法的观点来看，世界都是空的，是虚妄不实的，因此佛经当中的大量故事都是虚构，人与动物没有界限，这也与佛教中提倡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暗合，狐化为人的形象正是如此。再看侯庆之妻：“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丈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色焉。’悟觉，心不遑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3]205-206这则材料中体现的佛教教义是因果业报。侯庆夫妇正是因为失掉诚信，现生就受果报，失去了儿子，而果报是通过梦到的铜像口中所发，发梦者正是侯庆之妻，是一位女性，这一人物安排也颇值得体味。
北魏佛教自传入之始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一方面统治者需要借助佛教来从思想上统治民众，另一方面佛教也需要依附政治而存在与传播。北魏先世作为游牧民族而言，其文化必定远不及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在吸收外来佛教之时自然也会对其中较为容易理解与掌握的部分发生兴趣，因此北魏佛教相对南方佛教来说更注重实践性。“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5]210从中可以看出，北魏佛教对于佛教教义及理论阐发较少，更多的是从实践上展示对于佛教的追随，最明显的当为建寺造像，这一点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数量繁多的佛寺便可看出。洛阳为当时汉族文化发达之地，加之洛阳也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从这点看孝文帝迁都洛阳应当也与佛教有所关联。汤用彤先生指出：“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来，至宣武、孝明之世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4]507-508从北魏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北魏佛教的传播最终目的是教化与安抚民众，这也决定了北魏佛教内容上的通俗性，进而决定了受众的广泛性。
2.才华横溢
女性作为民众的一部分，自然也与佛教脱不了关系。出家之女性被称为比丘尼，印度的《毗尼母经》《大爱道比丘尼经》《中本起经》等都记载了最早的出家女性是佛陀的姨母大爱道瞿昙弥。中国僧人释宝唱提及：“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6]13中国出现的第一位比丘尼虽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东汉时就已出现”。[6]15释宝唱的《比丘尼传》专门记录了南朝一些有声名的比丘尼，她们大多往来于上层社会。北朝虽未见类似的《比丘尼传》之作，但可以从中推测北朝也有相当规模的比丘尼。王孺童在其《比丘尼传校注》中也指出，释宝唱之所以专记南朝比丘尼，是因为其身处南北朝割据时代。如若北朝有类似著作出现，那么从层次上来看应包含社会各阶层，且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中所记佛寺如昭仪尼寺、明悬尼寺、魏昌尼寺皆为尼寺，瑶光寺、景乐寺、胡统寺虽未明确记载为尼寺，但基本为比丘尼居住之所，与尼寺无异。由此可见，北魏社会女性出家为尼已是普遍现象。从当时社会流行的以大乘佛教教义为主的佛教思想来看，它与女性这个群体必然会产生联系。而《洛阳伽蓝记》作为集中反映北魏佛寺情况的著作，也昭示着当时社会中女性与佛教之关联。
另外两位女性则以才情服人。《洛阳珈蓝记》中记载：“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3]146-147王肃与其妻谢氏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王肃相比，谢氏更有情义，看到王肃又娶公主为妻，便以一首五绝来表明心迹，以“机上丝”之“丝”与“思”谐音，表明自己对王肃的感情，既表明心意又含蓄委婉，堪称才思敏捷。同时值得称道的是公主代王肃答谢氏之诗，意为针眼上已经有了新“丝”，旧“丝”来晚了一步，有了新“丝”自然要缝新的，哪里能缝旧的，语气毫无退让之意，也显示出自己的才智。再看另一位女性春风。“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儜奴慢骂。’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3]249这一段对话都是双声语。“是谁”“第宅”“过佳”“郭冠军家”“凡婢”“双声”“拧奴”“谩骂”在当时皆为双声。双声语就是用声母相同的双音词或双音节词组说话。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记：“六朝人重双声，虽妇人女子皆能辨之。”[9]337可见双声语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而且多用于戏谑场合。李元谦和春风互说双声语，最后春风赢了游戏。春风作为一个婢女，在文字游戏中能胜过李元谦实属不易，这也体现出她的反应灵敏、泼辣机智。
《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女性，除作品中几处提及的京师士女及歌妓之外，还有胡太后、灵太后、王肃之妻谢氏、孙岩之妻、韦英之妻梁氏、婢女朝云、婢女春风等，涉及当时社会的诸多阶层。这些女性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均与佛教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可以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夫人，不过扶人罢了……没有独立性。”[10]2女性要么伏于人，要么扶人，没有独立性。而北魏时期的女性较之以往有所不同，女性的独立性有所提高，有学者认为是北魏为少数民族政权，游牧民族中女性的地位较之汉族女性的地位较高。当然，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地位提高。
当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在融入中国情境后，便需要了解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天时地利便是需要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了解企业的外部环境与企业现实基础，这便是将时机与企业的生命周期结合；对待员工以人为本、善待竞争对手，是符合人和的观念。
三、从《洛阳伽蓝记》看大乘佛教对女性的影响
大乘佛教对当时社会中的女性有着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大乘佛教对于出家人的资格规定上，认为人人皆能成佛，这就为女性提供了一条通往理想世界并实现自我的道路。
1.促进女性地位的提高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洛阳伽蓝记》中的另一女性韦英之妻。据史料记载：“准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约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3]205材料显示出梁氏婚姻自主的一面，她不治丧就改嫁，体现出当时社会妇女改嫁自由的风气。这一风气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中都比较盛行，如北朝魏孝武帝皇后改嫁于元韶，北魏孝庄帝皇后改嫁高祖，齐后主皇后解律氏改嫁元仁等。前文提及的王肃、彭城公主也是改嫁于他人。皇室女性如此，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民间女性。这样的风气带来的结果便是女性贞操观念的淡薄与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
总之，不论这些女性主动参与佛教事务，还是其身上体现过人的才能，均彰显着她们作为女性独立的存在。这些女性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凭一己之力参与国家政治，或展现高超技艺，或凭才智取胜，或自主选择婚配，都是女性意识的体现。在婢女朝云和春风身上还体现出宝贵的平民意识。这些意识的产生，除了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原因之外，自然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佛教思想密不可分。
早期佛教认为，女性想要修身成佛必须“转女为男”，北魏时期流行的大乘佛典《妙法莲华经》认为：“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法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11]354-355意为观世音能示现各种身份，为了适应需度化的众生，当然也包含女性在内，以便度化众生。这些说法对于女性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退一步说，即使女性要成佛，必须“转女为男”。有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这种思想是对于女性的歧视，但这种思想恰恰促使女性地位得到提高，这对于身处男权社会中处处被束缚的女性来说是莫大的福音。因为女性可以变成男性，便拥有男性所具有的权利，包括成佛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已和男性等同。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是虚妄，没有我的实体存在，只有佛法是真实的。那么在修行过程中，修行个体的实体都是虚妄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这就抹杀了男性与女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另一部大乘经典《大般涅槃经》则指出：“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12]440这说明众生皆有佛性，不论男女，不应以男女外在性别差异作为判断成佛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北魏的比丘尼涵盖了社会上的诸多阶层，包括“后宫女性（后妃、女官、宫女）、贵妇、庶民、婢妾”等。[13]这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中参与佛教的女性范围广泛。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机会，这已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从《洛阳伽蓝记》中的女性来看，春风在“双声语”中胜过了男性，这是对女性的肯定；朝云从对战争的贡献这个角度来看，与男性已经无异，“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已充分肯定了女性的作用与地位，甚至还超越了男性。
2.触发女性意识的觉醒
如果女性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性，那么她们就不可能存在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定义多种多样。斯帕克斯认为：“是女性对于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价值的自觉意识。”[14]21在《洛阳伽蓝记》中，前文提及的胡太后之所以能入宫，靠的就是其从姑，“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1]337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太后从姑作为一位女性参与到佛教中，可谓当时的比丘尼，她能够到宫中讲佛法并向世宗推荐当时还未进宫的胡太后，且得到了应允。从这里可以看出，比丘尼可以出入皇宫并建言献策，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很高。二是太后从姑进入皇宫，能为皇上宣讲佛法，说明她的佛学素养必定超越平常之人。太后从姑以一个比丘尼的身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与信任，她做到了男性也未必能做到的事情。在古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在未出嫁前取决于自己的家族，出嫁之后取决于丈夫、儿子的官爵情况，几乎没有独立的自我。而出家则为女性提供了一条能够实现自我的途径。从形式上看，比丘尼通过参与佛教仪式活动展现自己的能力，这就为不能参加传统祭祀与庆典的女性找到了一条可以证明自己的道路。从内容上看，比丘尼可以四处宣讲佛法，自身必有较好的佛学修养，而且通过这个方式得到了承认，从而提高了社会地位。有研究认为：“女性参与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社会安排给女性固定的家庭角色，使她们得以参与社会群体活动、表达个人意向，并因而赋予她们独立的宗教性社会人格。”[15]从女性参与佛教并证明自己的能力来看，这不仅触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激起她们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感，而且促使其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证明其与男性一样的价值存在。
普通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个过程。目前，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乐意放弃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我们的个人数据），以交换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有趣的视频。但是，如果以后普通人决定尝试阻止数据的流动，他们很可能会遇到麻烦，尤其是他们可能会依靠网络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甚至是关于他们的健康和生存方面。
总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女性身上有其独特的闪光点。她们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感，才智过人，敢于为自己做主，这些与大乘佛教的流行关系密切。“张勇在《魏南北朝大乘佛教的流行女性主体识的觉醒》中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出现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意识、较强的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意识和相对淡薄的贞洁观念等新风貌，当与大乘佛教的传播有一定关系。’”[16]317-330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果只是一味触发女性意识而没有节制，必然会适得其反。如前文提及的胡太后，在诞下皇子后，不仅冲破了北魏“子贵母死”的旧制，而且一步步走入权力核心，她对佛教的信仰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下令广修佛寺，“她对佛教的狂热逆转了北魏前期由昭太后常氏和文成帝时所奠定的‘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国家意识形态格局，最终导致北魏在佛教的祈福功德中走向灭亡。”[17]134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魏是经胡太后之手葬送于佛教，给后人以警醒。
四、结语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中展现北魏佛寺的作品。从杨衒之对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上来看，她们都与佛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的直接参与佛教活动，有的则是在其身上阐明佛教义理。这些女性之中，不乏有一些令人叹服的、正面向上的女性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杨衒之的写作意图不仅仅是通过对洛阳往日繁华的追忆痛斥佞佛误国，而且展现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只是负面的。《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女性与佛教只是北魏社会的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思想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影响。从《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她们可以手握皇权，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她们充满才情与智慧，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婚配，这在现代社会看来都体现着一定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M].贺昌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注[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5]神清.北山录校注[M].富世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6]释宝唱.比丘尼传校注[M].王孺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0]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11]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M].李海波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2]姜子夫.大般涅槃经（下）[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13]陈晨.北魏比丘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4]王金玲.女性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5]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6]觉继,学愚.人间佛教的理论实践[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陈开颖.信仰、性别、权利——北魏女主政治与佛教[D].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The Theory of Women and Buddhism in The Record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uoyang
LI Dan
Abstract:The Record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uoyang recorded the numerous scenes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u oyang Cit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386-534).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was to enlighten and comfort the public and being one part of the public,women had relations with Buddhism.There are two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emale images described in The Record ofBuddhist Temples in Luoyang.The first is that they are related to Buddhism.They were obsessed with Buddhism,directly involved in Buddhist activities,or indirectly interpreted Buddhist doctrines from behavioral activities.Second,women were highly skilled and talented.They showed the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which had direct relations to the prevailing Buddhist thoughts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The reasons for that are Mahayana Buddhism have promoted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and Mahayana Buddhist thoughts triggered the awakeningoffemal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The Record ofBuddhist Temples in Luoyang;Mahayana Buddhism;female consciousness
DOI:10.13277/j.cnki.jcwu.2019.01.013
收稿日期：2018-09-16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9）01-0092-06
作者简介：李丹，女，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助教，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655000
责任编辑：张艳玲
标签：佛教论文; 女性论文; 洛阳论文; 大乘论文; 伽蓝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