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空间中，文本与现实是两个基本的研究命题，无论是文本现实化，抑或现实文本化，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基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场域，在知行合一的原则须首先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关系空间，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角解构文本与现实对话的价值空间，进而在把握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拓展文本对话现实的新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文本；现实；对话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对文本与现实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道路也缘起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时代对话。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空间中，文本与现实是两个基本的研究命题，无论是文本现实化，抑或现实文本化，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基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场域，需首先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关系空间，在知行合一中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对话的价值空间，在对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文本对话现实的新的发展空间。
一、文本对话现实的关系空间：知行合一
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时，需首先对该话语空间内涉及的关系要素进行科学分析和把握。首先，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语境中还是中国语境中，文本对话现实的主体要素皆包含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两大基本要素。“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思想体系的反映。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规律。”[1]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自发和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并不断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基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正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人民群众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实践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转化为实践的创造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无产价级的现实需要，并指导着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文本在现实中激发了理论火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精神生活也日渐富足。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越发彰显活力。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内容要素层面，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内容体系涵盖民族跨越、历史演进、文明冲突等内容，融合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的各项成果，与人类文明的范畴相近。狭义的内容概念则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到中国话语场域内，则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化价值、中国化理念和中国化实践等多个方面内容。在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容和实践内容已进入中国日常话语系统，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目标要素层面，则包含不同时代和现实背景下的多重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代和现实的严峻考验，标志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当代的成功。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各地区的快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与各国现实的对话中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西方，由于西方各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给予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目标也有较大差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在精神内核上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最终取向。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中，调整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到了新的高度，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从共同富裕、小康社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制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在中国找到了肥沃土壤，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中开出了理想之花。
4．非政治化。与旧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用技术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发挥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它彻底的瓦解了政治手段的意识形态特征，将政治技术化，使政治问题变为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加以分离，即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的规则加以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0］(P70)
从关系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基本理论逻辑和脉络，需将相关内容置于历史与现实、实践和空间的话语场域内进行考察，从本与末的地位关系、功与用的价值关系以及权与规的伦理关系中进行严格把握。首先，科学定位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本与末的地位关系。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研究者所处的话语空间和环境不同，又加之研究者自身思想的偏向性，出现了诸多学术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多元化的国际话语语境影响，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非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在一些领域肆意传播，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冲击。因此，在对马克思文本与现实关系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对其地位关系进行科学厘定，即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现实与文本的本与末的关系。通过对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梳理可知，“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引导着学术界发展方向。文本是治学之本，已成为学术界共识。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结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强调现实的重要意义，即现实为马克思主义创新之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本”之后，还需客观认识文本与现实之“末”。谭培文教授对当前学术界出现的浮躁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人批评马克思，但是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真正地阅读过”[2]。脱离文本与现实的学术研究是研究之末，应当摒弃。脱离一手文本，而一味地在二手资料上下功夫的研究也是研究之末，应当避免。其次，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功与用的价值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话语场域内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有自身特定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表现为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诉求。在新时代中国话语场域内，则体现为“‘知行合一’的文化价值基因、‘和’‘合’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民本’的文化价值理念等”[3]。知行合一既凝结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要求，要求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在知行合一中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功与用的价值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亟待构建，这一使命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功”，而如何更好地担当这一时代使命，则需要诸多研究者读好文本、联系现实和练好内功。只有在文本与现实中练好内功，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才能够写好文章，进而提升自身话语水平和能力。最后，严格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权与规的伦理关系。掌握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导权，权力运用得好，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传播与产生效用。但如果权力缺乏了现实的有效规范，便可能“适得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生产过程来看，主要涉及个性化与社会化两个主题，其内在伦理体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共产主义终极伦理价值过程中实现权力与规范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其核心内容在于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伦理价值，形成一种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主导力的话语权力，并在现实的规范中演变为理论的社会化产物。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灵魂和培育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中国实践道路和模式的价值精髓，它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提供了伦理规范。该规范要求广大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端正话语建设的姿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二、文本对话现实的价值空间：利益解构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利益属性，它所反映的利益诉求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群体，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无产阶级群体利益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共同利益如何最大化的问题。马克思文本对话现实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过程中，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研究剩余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与现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私有制的产生与固化，私有制的产生造成了生产分裂为自然和人两个方面，原始的资本积累建立在土地分配基础上，而人的活动通过劳动的形式，对土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形成资本。由于资本的逐利属性，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性利益演变为敌对状态，并产生资本的竞争关系。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中，现代性垄断的实质是对所有权的争夺与控制。这就要求占据垄断主动权的群体或利益集团能够科学把握商品的生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一旦市场各要素产生脱节，即会引发生产者与需求者关系的尖锐对立，进而产生现代商业危机。而商业投机者往往希望商业危机事件发生，以便在危机漩涡中进行损人利己活动，一旦其把握有利时机，便会进行投机性买卖活动，从而打破原有的利益藩篱和利益格局，从而形成新的市场垄断关系。资本具有“物”的现实属性，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物化”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在利益问题中对话的研究结果。在资本主义世界，“利益”依次滥觞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也触动着各个阶级或阶层群体最敏感的神经。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范畴下的“利益”特指客观实在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社会学中的“普遍观念”。利益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征，其中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属性，主要指原始阶段人对吃、穿、住等生存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每一个人存在的前提，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原始社会，这种生存利益的冲突影响着人类的繁衍发展。利益的社会属性主要指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对社会生产和交往的需要愈加广泛而多样，由社会利益需求引起的社会变革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冲突问题方面。中国传统义利观强调“义大于利”“义本利末”，由此建构的社会关系为士、农、工、商，商人的“利己”标签，使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处于社会关系的底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文本与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直接对话，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对话，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重构中国传统义利观收尾，并指导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也长期面临着被现代资本“物化”的威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现代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出现的社会秩序混乱、人民信仰缺失、社会主流价值观弱化的状态称为“道德失范”现象，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则称之为“精神物化”现象。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开始，围绕“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真理标准”与“道德标准”等问题，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在进行着激烈讨论，其中心命题仍然是利益问题。在创作科学社会主义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利益问题的深入解剖过程中，批判了资本利益的逐利属性，但也承认并肯定了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286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离开现实利益，一味谈思想价值，其思想必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邓小平强调，“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无论是人的思维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可能会与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产生分歧时，就需要重新审视和认真评估。这就涉及与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发展”与“代价”。这是当前现代工业社会时期人们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分歧的集中表现。代价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的重要问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是否要以牺牲生态环境利益为代价？这是一个两难抉择问题。但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下的利益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利益同全人类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如何来认识和理解特定历史阶段的利益冲突问题呢？还需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内容解读这一现实问题。在哲学范畴内，代价可以解读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产生的消极性后果，这种后果本身就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该事物在付出代价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在其他方面获得利益补充，以维系事物所在环境的平衡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代价的付出必然与利益的获得互补。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据人的利益需求不断向前，其本身是一个不断扬弃、付出代价的过程，生产力才能向新的高度发展。以保障人民群众最大利益为依据，从“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计划，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中实现了统一，并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的逐步推进。
三、文本对话现实的发展空间：服务发展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较强现实导向性的理论，相关的理论文本是对现实的人的内在力量的超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前瞻性特征。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当前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现代理性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诉诸文本的表达与争论。在围绕发展的方向与理论进行讨论后，最终仍需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找到答案，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准定位，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和谐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视角，作为一种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思想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发展在自身批判与变革中实现突破，其突破的方向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与统一。实现文本对话现实，其主体是人，是“现实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处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中，需明确文本作为“现实的人”所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在强调尊重文本和探究文本的同时，不能囿于文本框架，需在文本视域下的现实中寻找创新之道，在两者的一致性与统一性中实现理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与现实在人的发展问题中的对话，帮助“现实的人”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属性，并最终推动个体与群体在对话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自由和全面两个维度，是人的多种利益需求共同满足的结果，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文本语境中，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关系，强调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自由发展突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能动性，脱离了工具理性束缚的异化状态。延伸到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存在层面，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话语空间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场域中。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6]。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四个自信”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雄心魄力，并自觉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精神动力。“道路自信”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保证其在社会主义的航线上稳定航行。马克思主义文本传播到哪里，改革开放的旗帜就插到哪里，社会改革的实践步伐也紧随其后。道路决定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是“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其根在社会主义土壤中，主导权始终在人民群众手中。“理论自信”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产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2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理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探索遭遇重大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摆脱“两个凡是”的僵化思维，寻求理论突破和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以理论解决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引导改革步伐沉稳前进。“制度自信”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层面的意识反映，与改革开放互为支撑和保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首要冲击目标往往是现实社会政治制度，在突破旧的制度藩篱的过程中不断导演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是其本质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刻保持活力，与时代同呼吸，与现实共命运，不仅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反而在不断的自我发展完善过程中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保障。“文化自信”反映了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人们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充实状态，为改革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发展，内涵丰富，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明确的价值指向、强大的引领力量。”[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了以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并在自我丰富和提升中转化为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新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对话现实的成功，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综上，只有做好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积极对话，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统一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把握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地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畜牧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畜牧养殖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综合其他各方面因素去考虑和分析，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解决畜牧养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畜牧业养殖模式逐步开始向集约化方式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49.
[2]谭培文.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
[3]谭培文.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N].光明日报,2015-01-15(1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2.
[7]季正聚,朱宗友.从“四个自信”维度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5):4.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9)04-0025-05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研究”(18AZX003)；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MYYJ19B03)
作者简介：李云峰(1991— )，男，河南省叶县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责任编辑:马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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