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法家在与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失败，为我们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修文德、兴教化；其次，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国富”与“民富”、“民乐”兼顾；再次，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关键词]西汉法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教化；民乐；统一战线
意识形态关乎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关乎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长治久安，因此世界各国和政党都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波谲云诡，暗流汹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已白热化。各国和各政党都努力通过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比拼自己的软实力。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认清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积极应对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挑战，努力维护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简单讲来，就是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和民众判断和选择方向的能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在社会思潮中，引导民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等方面的能力”[1]。西汉法家与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失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周有光先学经济，后攻语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元老”，周有光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处变不惊。90多岁时，他头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他却笑着说是还没有长出来。他还依然像年轻时一样，随身带着几块洁白的大手帕，时不时地拿出来擦擦脸。
西汉法家在儒术得到独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者的情况下，并不甘心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批评儒家思想对安国尊君毫无用处，批评儒家没有执政能力和儒者人品低下，宣扬法治的必要，称颂先秦法家人物。但法家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法家只讲功利，不讲情义；二是强调“富国”而主张“弱民”；三是与众为敌，不能形成统一战线。[2]西汉法家在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的失败及其教训，为我们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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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修文德、兴教化
人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心的和谐与满足，二是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内心的和谐与满足需要文化的滋养。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生活已经从温饱步入了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越来越重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文化民生”已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文化的繁荣、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人文关怀，正如西托夫斯基所说：“文化构成了生活所能提供的最好、最有价值的东西。……文化活动是最佳的满足之源，无论是从个人的视角还是从社会的视角。”[5]256文化活动是人们获得幸福的要素之一。“源自文化生活的幸福，即文化幸福的主要成分是精神幸福，精神幸福作为最高层次的幸福，无论在价值等级上还是在主观感受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文化生活也是精神幸福的主要源泉”[6]。因此要发展先进文化，满足国民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并用先进文化疏导人、陶冶人、发展人，使国民的精神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幸福感不断提升。
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盐铁论·本议》)
桑弘羊等人的话不无道理，在与文学贤良的辩论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汉昭帝还是采纳桑弘羊等人的观点，只对政策略作修正，取消酒类专卖，其他一切照旧。似乎是桑弘羊一派获胜了，但桑弘羊并不得人心。汉武帝元封元年天旱，武帝令官员求雨，太子太傅卜式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史记·平准书》)卜式认为县官应该以租税为衣食，桑弘羊却让官吏坐于市场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与民争利，惹得人怨天怒，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才会下雨。卜式的话未免偏激不具理性，但也说明桑弘羊坚持并践行法家思想，人们并不认同。汉元帝以后，法家思想不得不退出了政治舞台。
“统一战线是一些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简要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8]
“文学”对历史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原因就在于崇尚武力、倚仗法令，而轻视仁义教化。因此儒者认为，西汉王朝如果想避免重蹈秦之覆辙，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修文德，行仁义，兴教化，用宽厚、仁慈的心胸来对待百姓，用道德教化的方式来管理百姓，通过提高百姓的道德修养、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就需要统治阶层为全社会提供价值秩序，为社会大众提供行为准则，建构起为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深入人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抓好人心工程才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否则，崇尚武力、严刑峻法，可能会使国家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但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并不能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国家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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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法家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崇尚武力征战，推行严刑峻法。在汉武帝、昭帝两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的桑弘羊(？—前80年)及其他法家人物崇尚法治，主张通过刑法、武力来治理国家。在他们看来，用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没有法的约束社会就会混乱，如果只对百姓进行礼乐教化，施与恩惠，只能助长他们的懒惰：“今日施惠悦尔，行刑不乐，则是闵无行之人，而养惰奢之民也。”(《盐铁论·授时》)因而桑弘羊主张君主强化刑法的力度，以此止寇禁奸：“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斫，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 《盐铁论·大论》)桑弘羊一派还充分认识到“力”和“势”的作用，强调统治者要增强实力和威势，他们指出：“虎兕所以能执熊罴、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盐铁论·险固》)认为虎兕能制服熊罴和群兽，秦能够吞并天下，靠的就是“力”和“势”，因此君主要统御臣民、号令天下，就要增强实力和威势。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桑弘羊一派更强调“力”的作用，主张对匈奴“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盐铁论·结和》)。
儒士主张废除盐铁官营，让利于民，通过“修文德”来使匈奴归顺，停止战争，确实有点迂腐。但是，从长远来看，儒士的观点又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作为执政者要充分重视百姓的利益，给百姓创造致富的条件和环境，通过发展教育，帮助百姓具备致富的本领、提升致富的能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并增强国民的幸福感。
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社会的治理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单靠法治只能解决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问题，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果没有德治的参与则难以完全解决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与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意识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法治只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正常运转，道德教化则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法治是强制性的，还不能使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道德教化才能使人们自觉地、发自内心地遵守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道德的引导和协调。道德失范的社会，一定是乱象丛生、矛盾重重、幸福指数极低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道德也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目标和劳动态度，最终将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3]毫无疑问，道德对个人和社会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及意义，要提高道德建设的成效，可以把传统的礼乐教化进行现代转换，使其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并行不悖，并互相促进、互相保障。在加强现代法治建设的同时，借鉴传统礼乐教化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实现社会秩序和风气的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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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全、文明的社会需要道德教化与法治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才能正常运转，否则是不完善的。我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把道德准则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当前党和政府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
二、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国富”与“民富”、“民乐”兼顾
西汉法家对先秦法家富国弱民的思想全盘继承。根据《盐铁论》的记载，关于治国方针，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一派主张国进民退，打击富豪，利归于国，扩大政府职能，对外以武力抗敌，弘扬国威。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西汉法家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政策，没有给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反，使广大民众更加贫弱。
桑弘羊建议并推行盐铁专卖、榷酒、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这些措施使汉武帝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使国家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抗击匈奴，却匈奴于千里之外，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是，他们所提出和执行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扩张领土，为君主服务，而不是为了广大民众的整体利益，并不能满足百姓对安居乐业的要求。桑弘羊等法家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格格不入，他们过于重视国家利益和君主权威，而忽视了百姓的利益和自由。他们重利而害义，富了国却伤了民，国家府库充实了，百姓的经济利益却大受损伤。因此桑弘羊的做法在当时和在后世都饱受非议，使西汉法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败于儒家。
法家思想在西汉后期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发挥政治影响力，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政治措施要“国富”与“民富”兼顾，不能只顾国家利益而忽视民众的利益，更不能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民众的利益。
信陵君魏无忌曾对魏王分析秦人在商鞅变法后的特性，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可见，崇尚武力征战、推行严刑峻法的先秦法家思想虽然有助于秦国的快速崛起，但也导致人的德性的丧失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秦统一天下后继续以法家思想治国，刻薄寡恩，引起民怨沸腾，并最终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继承法家思想、推崇法治征战、美化严刑峻法的西汉法家，在与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最后失败了。可见，武力、刑法并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依靠法律制约和道德教化的相辅相成。单靠严刑峻法也可以构建“稳定”的社会，但在这种“稳定”下人人自危，并无幸福可言，也不可能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这种“稳定”是不可能长久的，正如司马谈对法家思想的总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论六家要旨》)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修文德、兴教化，建构一套体现“德”、符合“礼”的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提高百姓的道德修养，百姓自会有廉耻之心并由衷向善，自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也自然会有长治久安、和谐稳定的社会。正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 这是说，仅仅用政治手段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规训他们，他们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相反，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他们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品行端正。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收入已大幅度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加，温饱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国民的物质需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之后，政府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升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增强国民的幸福度，把民众的幸福、满意作为执政的目标。如果国民的温饱问题已解决，政府仍把追求财富放在第一位，把物质生活的满足作为价值目标，那么绝大多数国民都不会感到幸福和满意。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有人的崇高和尊严，就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只有进一步充实国民的精神生活，满足国民的精神需求，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他们的幸福感才会提升。
14台注水泵的泵机组效率平均值66.96%，与标准GB/T 31453—2015《油田生产系统节能监测规范》指标大于或等于72%比对，仅有4台达到指标，泵机组效率偏低，偏低原因主要有负荷低、泵效率低的原因。针对注水机组效率低的原因具体进行分析。对10台低效率泵机组进行统计，其运行参数汇总如表3。
要使人有幸福感，除了精神的和谐与满足，还需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社会的公平、正公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制度保障，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所以社会的公平、公正是我们永恒的追求目标。如果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就会使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内心不平衡，甚至怨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会大大增加，人们会缺乏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生活在公平、公正的社会，人的心情才会舒畅，工作才会有动力，生活才会看到希望，对国家也会有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在国家富强、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领导者要以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西汉成立以后，匈奴侵扰不断，北方边患无穷，汉武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盐铁论·本议》)，即哀怜边境的百姓长期遭受祸患，苦于百姓被匈奴掳掠，所以在边境修建城堡要塞，修整烽火台，屯田驻军来防御匈奴。武帝曾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也取得了几次重要的胜利，但边患并未根除，因此仍需要兴兵讨伐和屯兵戍边，而这需要大量的钱粮。“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因为边防费用不足，所以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设置均输，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补充边防费用。为了筹集军费，武帝采纳了法家人物桑弘羊等人的建议，推行、实施一系列政治措施和经济政策，包括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算缗告緡、平准均输等，桑弘羊等法家人物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虽然一时充实了国家府库，却导致民营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农民也未从中得利，而是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困难，导致怨声载道。所以儒家人物主张废除盐铁官营，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通过修文德来使匈奴归附。西汉时期学者桓宽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盐铁论》记载，儒家学者“文学”对主张出兵匈奴的桑弘羊等人说：
另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相互尊重、相互关爱最能使人内心和谐，也最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最容易产生幸福感。亲情、友情、爱情、尊重、信任、包容等，都能带来幸福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互换、以诚相待所带来的幸福感，比物质享受所带来的幸福感要深厚、持久得多。因此，领导者要鼓励人们通过对精神、情义、道德的追求来体验幸福、收获幸福，并带领全国人民努力营造仁爱、诚信、礼让的社会氛围，把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和国民的普遍幸福作为改革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标志，即‘追求幸福’已作为公民衡量社会发展价值和人类自身意义的自觉意识”，“民生幸福既是一个关涉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善’的问题，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及其检验和评价的社会尺度。民生幸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初起点，又是创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4]2012年中秋国庆期间，面对媒体“你幸福吗”的采访，几千人虽然人言人殊，但都指向幸福。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人民幸福”更成为中国梦的主线之一。民生幸福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价值目标。
总之，提高国民的幸福度应是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今天，执政者还应从制度层面把提高国民的幸福度作为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标准，“经济体制评价与选优的最终标准不是生产力，最终标准是幸福度。必须以人的幸福为标准去调整制度和发展生产力”[7]。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也才能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三、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文学曰：“周室衰，礼乐坏，不能统理，天下诸侯交争，相灭亡，幷为六国，兵革不休，民不得宁息。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幷吞战国以为郡县，伐能矜功，自以为过尧、舜而羞与之同。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赵高治狱于内，蒙恬用兵于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为无王久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庶几成汤、文、武之功，为百姓除残去贼，岂贪禄乐位哉？”(《盐铁论·褒贤》)
通过集中供液系统的改造和优化，使液压支架的工作效率提高，系统的使用寿命延长，而且采用自动化替代人工配比之后，工作面的泵站实现了无人化操作，大大提升了煤矿综采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又如《荆轲刺秦王》的开头写道“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把太子丹和荆轲这两个主要人物放在秦、燕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表现，面对危急的形势，“太子丹恐惧”、荆轲“愿得谒之”，二人的性格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荆轲怒，叱太子曰……”这一矛盾冲突，用太子丹的浮躁多疑、谋事不周鲜明地反衬出荆轲的沉稳机智等性格特征。“荆轲廷刺秦王”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高潮部分，是矛盾冲突最尖锐的时候，荆轲和秦王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展现了荆轲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一定社会政治力量联合的前提是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并彰显不同领域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精髓和价值取向，进而进行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西汉法家在与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失道寡助。在法家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利益和法，亲情、友情、仁义等都没有容身之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一切妨害统治者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可以用严刑峻法去惩处；一切违背统治者利益、违背“法”的言论都是歪门邪道，要严厉打击、暴力禁绝。西汉的法家人士桑弘羊等人的思想与先秦法家一脉相承。对不认同法家思想和妨碍法治的人，桑弘羊等人严厉打击，毫不手软。他们蔑称富商大贾和地方豪强为“不轨之民”，斥责这些人“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海”(《盐铁论·取下》)，阻挠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因此主张对这些所谓“不轨之民”严厉打击，以各种名目剥夺他们的财富，断绝他们获利的途径。对于反对法治的儒家人物，桑弘羊等人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正因为法家唯我独尊，对其他学派的思想持批判的态度，缺乏包容异见的胸襟，对各阶层的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理解，只把他人当作自己实现理想的工具，所以法家不可能争取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协助，也不可能与其他学派和阶层组成联盟，当反对势力强大时，法家只能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斗争中失败。
因此，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壮大自己的力量，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各方关系，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凝聚人心、增强力量，它的本质是团结与联合。统一战线可以通过协商机制，在各方产生矛盾时，求同存异，增进了解，消除误会，形成共识，从而缓和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最终化解矛盾。当前，我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难免会有各种冲突、矛盾，但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必须根据团结、联合的原则，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络感情、增强友谊、凝聚人心的独特功能，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互相尊重、包容，化解矛盾、冲突，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全国人民能够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同心协力地发展生产，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同时，团结和联合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越来越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也才能越来越强大，政权也才会越来越稳固。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输入、文化霸权的影响、网络信息和舆论的多元传播、各种宗教观念的渗透等，都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只有加强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才能增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有效地应对不同思想观念的挑战和质疑，才能牢固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参 考 文 献]
[1] 唐爱军.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十个论述[EB/OL].http://www.sohu.com/a/119798675_114882.
[2] 吴全兰.西汉法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及其失败原因[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3] 王小锡.道德力影响其他社会力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02(A06).
[4] 李兰芬.民生幸福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30(B02).
[5] [美]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M].高永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 王艺.从经济幸福到文化幸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7] 张仁德，王文治.经济体制评价的“双标准”：生产力和幸福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11(10).
[8]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谈“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新进展” [EB/OL].http://www.zytzb.org.cn/zytzbwz/newscenter/benwang/80200710110107.htm.
Enlightenment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Legalists in Struggling for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uQuan-la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Legalists in the struggle with Confucianism for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rovides us with enlightenment for maintaining the safety of socialist ideology dominated by Marxism and grasping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We can draw lessons as follows: to grasp the right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1) we must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 literary morality; 2) we must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national wealth” and “citizen’s affluence and happiness”; 3) we need to establish a united front.
Keywords: the Legalist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deological discourse; enlightenment; citizen’s happiness; a united front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4.006
[收稿日期]2019-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西汉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1XKS014)
[作者简介]吴全兰(1968- )，女，壮族，广西上林县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4-0042-07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法家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社会论文; 话语权论文; 西汉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秦汉哲学(总论)(公元前221~公元220年)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 西汉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1XKS014)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