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的治国之道
王敬博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汉代文体研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还在于策文中所蕴含的思想。《举贤良对策》的目的在于向统治者传达治国理念，而“大一统”的治国思想既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自古以来崇尚儒学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对董仲舒“大一统”治国思想的提出背景、内涵及功用进行分析阐释，力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的治国之道。
[关键词] 董仲舒；大一统；治国之道；内涵；功用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1]中所蕴含的思想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有学者认为，“《举贤良对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汉武帝治国理政思路产生了直接影响，千百年来，其大一统、天人感应、任德不任刑、三纲五常等理念也融入了无数中国人的公共话语系统，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常识。”[2]其理论为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奠定了思想基础，巩固了传承发展中的儒学正统地位，也为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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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少治《春秋》，一生专注于经学理论探索。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解答了武帝关于什么是道的疑问，引发武帝关注之后继而连对两策，以经学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阐发了治国之道的内涵及重要功用，最终说服汉武帝在治国理政上采纳了他的“大一统”思想，并在政治教化上实行“独尊儒术”的国策。
我们说，无论是写入正史的官方记载，还是民间口传的底层记忆，历代民众都不会去怀疑其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人们之所以不注重叙事内容的真假，是因为叙事内容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事内容能否为后代答疑解惑，为后代提供认可和认同的价值。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看重的都是记忆在凝聚族群方面的认同价值。正是在正史记载与民间流传的双重传播渠道中，满族社会关于祖先及其文化渊源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强化和巩固。
一、“一统之道”的产生背景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之所以能够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一是出于时代机遇和政治选择，二是策文的主旨迎合了统治者的治国需求。
“常”本义指下半身穿着的衣裙，《说文解字》释曰：“常，下帬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常”从日常之物生发出平常之义，后发展为崇尚流行的含义，进而引申为恒久理论和普遍道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恒常不变的朴素真理和治国正道。“五常”并非五种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升华并经过长期提炼构建的以“仁”为核心，“崇义、尊礼、尚智、重信”附翼发展的重要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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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统”治国之道的内涵
治国之道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五常之道。它强调社会责任，力图规范社会行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召力传承至今仍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可以说，五常伦理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道德素质的养成与道德人格的塑造，是中华民族发展中道德精神的主线。
(一)五常之道
第一策始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结合史料，便可以推测《举贤良对策》提出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汉代经“文景之治”，国力渐复，作为少年天子的汉武帝不满于继续垂拱而治，而是希望通过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天子的至上权威，从而复兴“五帝三王之道”。因此，武帝下诏举贤良的目的在于找出能够支撑他治国理想的思想基础，为他实现执政抱负寻找出路。董仲舒在对策中对“道”的解释及如何统一思想施行正道的观点恰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董仲舒在儒学旌旗下，大力鼓吹神学理论，利用儒家经典，包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为励精图治的武帝进行政治造势。董仲舒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强调全民服从皇帝，皇帝听命于上天的“大一统”式政治格局；天道如何，又应当用儒家学说作解释。因此，武帝不但欣然接受董仲舒的学说，甚至有意扶持这种神化儒学的发展，来促成汉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道德等多方面的“大一统”局面，将封建专制发展到新的高峰。
《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身率下是董仲舒针对帝王提出的道德标准，他认为若要让国家长治久安，君主须要奋勉自持，恪守正确的治国之道。因此，劝勉君主正身修心是治国之道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统思想得以施行的根本保证。
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学理论基础上，结合黄老、阴阳等思想，用天人感应的逻辑思路对五常之道作出了创造性阐释。董仲舒认为治国之道的核心在于治民，治民之术即“上之化下，下之从上。”君主应当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来施政育民，使民乐生。只有君主“五者脩饬”，才能够“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由此可见，五常之道的本质在于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的具有紧密内在逻辑联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核心价值，也是支撑董仲舒“大一统”治国思想的基础理论。
董仲舒对“道”的定义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即“道”是君主应当遵循的治理国家的基本规律，而仁义礼乐皆是“道”得以实现的工具。他回答武帝“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的疑问，认为，“乐而不乱復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真正的道在本质上体现出的规律和法则，即使千秋万代也不会产生弊端，而历代改正朔、易服色，并非治国之道发生了变化，只是君主为了顺应当时治国需要而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改变，但无论制度发生怎样的变化，三代圣王之道绝不会变，这是历史的规律。他还指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说明国家衰亡的原因在于君主悖行圣王的治国之道，使朝堂失去纲纪。为此，董仲舒引用大量材料，从百姓教化与君主正身两方面来论证治国之道的内涵。
(二)人君正身之道
译者既是本土文化的携带者又是异域文化的传播者，他往往受到两种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操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心理活动取决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当然也会因译者的不同而不同。
董仲舒曰：“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即王道之始端在于正，《说文解字》云：“正，是也。从一。”《集韵·清韵》载：“正，岁之首月。”确定了正月，代表着君主正式秉承天命治理天下，统帅万民。又言：“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为君主者，须先正身修心，要按照上天赐予的正确治国之道来审视自己的思想，端正自己的行为，从而规范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升百官的执政能力和百姓的道德水平，使天下最终达到民风淳朴、政治清平的大治境界。对此，董仲舒多次列举上古圣王的仁德善政与殷纣等暴君乱政作对比，并引圣人之言论证其“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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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命”何来？董仲舒释为：上天会降下象征天命的征兆来警示世人，君主仁德则祥瑞应运而生，君主失德必将招来灾异。天降祥瑞之说并非董仲舒首创，但其“天谴论”则借助“命者天之令也”顺势推演出“天人感应”学说，通过类比论证来确证此观点的正确性并将其不断神秘化，在劝勉君主行善修德、正身律己的同时，把儒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既指明自然万物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又强调“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3]，所谓“君权神授”。通过董仲舒的融合创造，原始儒学的“德性政治”最终发展为能够更好地为大一统式专制统治服务的“威权政治”的思想工具，来帮助汉武帝构建一统格局。[4]
三、“大一统”治国之道的功用
(一)礼乐教化之功
策文指出周、秦失国在于失政，即
董仲舒认为，“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君主若用教化之法治理天下，百姓就会依附听命于仁君。“绥之斯俫，动之斯和”，讲的亦是此中道理。董仲舒还指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道德教化如同河道的堤防，可以保障政权稳固，国家安宁；而治国之道的弘扬，不仅在于礼乐教化，还在于掌握礼乐教化之功的君主。政教风化制度确立，有助于矫正民众本性，改良社会风气，能够为君主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提供思想保障。因此，古之圣王皆以教化为施政大务，立太学，设庠序，用“仁”来教养百姓，用“义”来感化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以此达到风俗淳朴、黎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效果。
(二)政策更化之功
董仲舒将仁义礼乐视作弘“道”的工具，实际上指出仁义礼乐与治国之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仁义礼乐是弘扬治国之道的载体，而治国之道是“仁义礼乐”的主要内容和最终要旨。董仲舒曰：“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絃之声未衰也。”“道”是长久而稳固的存在，即使圣王已没，遗留下来的礼乐仍能发挥教化百姓、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只要通过运用圣王之礼乐来感化百姓，就能寻得行其正道、长治久安之法。董仲舒通过援引周朝先王的事例来论证此观点，以幽、厉二王的败落与宣王时期的“王道复兴”做对比，说明幽王、厉王的政治衰败并非因为治国之道不存在了，而是君主不按先王制定的礼乐来治理国家；后来，宣王之所以能够明文武之功业，使周道粲然复兴，是由于他能够思先王之德，通过继承礼乐制度，恢复被废止不用的治国良方，停止有悖治国正道的弊政，夙兴夜寐，勤政爱民的结果。据此，董仲舒引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指出：国家败亡的根源不仅是因为君主违背先王的正确治国之道，也未能将先王的礼乐因地制宜地结合，致使礼乐的教化功能未发挥出应有的治国作用。
尽灭先王之道，毁圣主之治。如今汉继天下，天子虽有治理之愿，却未得人意。对此，董仲舒直言不讳地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他从总结先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更化”才是保国之方，安民良策。
君主的职责：一是谨慎地秉承上天意志，以顺天命；二是申明大义，以教化百姓为大务；三是更化改革，依据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建立健全法令制度，明确上下尊卑之序，防止人们私欲膨胀；倘若这三方面的事务都完成了，则“大本举矣”。其中，重视更化则可得善治，更化的目的在于改革时政，只有施行治国的正道，使大政方针确立起来，更重要的是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更化政策，以符合国家实际的发展需求，整个国家才能有秩序地运行下去。
因此，董仲舒真诚劝勉汉武帝应在“天道不变而政策须更”的指导思想下，施行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更化，如设太学以养士、凭才干择英贤、受大益则不贪小利、尊儒术和明法度等治国之策。如此才可受禄于天、赐福于民，最终达到推行上天赐予的正确治国之道的目的。
四、结语
针对武帝探寻“永恒之道”的提问，董仲舒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结合上古圣王事迹与各时期政事案例展开分析，通过举例、类比、假设、引用等论证方法，不断溯古追源，最终将所有的论证都推向他的终极观点——“大一统”论。
汉武帝是为寻求治国之道的贯彻之术而发诏，选拔贤良方正之士，策论大义，考察学问，以期兴仁义之德、明帝王法治、建太平之道。若要满足武帝的治国需求，以当时社会“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局面很难保证国家法令制度顺利贯彻实施，唯有统一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圣王之道才能真正施行，国家政权才能得以永固。如果说正确的治国之道是国家统治的纲领，则“大一统”思想才是国家统治的灵魂，“大一统”论乃真正的天地常经，永恒之道。
[参 考 文 献]
[1]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3.
[2]钟浙.汉儒雄风：一代宗师的现代复活(董仲舒研究文库第二辑)[M].成都：巴蜀书社，2013.
[3]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郭齐勇.儒家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王敬博(1989-)，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04- 0022- 02
[收稿日期] 2019- 02- 15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