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统治历程中，儒家思想基本是作为主流的统治思想发挥其作用的。儒家思想主张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被视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基本治理方式。自从孔子对传统周礼进行了融仁入礼的继承改造后，修身立德、行礼成德、以德化民、为政以德就成为儒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治理文化的鲜明特色。本文以对传统儒家德礼一体治理思想的梳理为脉络，以对传统儒家道德礼治思想中存在的悖论矛盾深入剖析为基础，分别从彰显儒家传统道德价值、重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增强公共意识、促使儒家私德与公德的现代转化，深刻剔除糟粕、重新审视并发挥礼治的现代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传统儒家道德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化思路进行了阐发，以期为重现传统儒家道德治理的价值进行粗浅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儒家；德礼治理思想；现代转换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历程中，儒家思想基本是作为主导的统治思想发挥其作用的。儒家思想主张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被视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基本治理方式。自孔子进行了融仁入礼的继承改造后，修身立德、行礼成德、以德化民、为政以德就成为儒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特色。而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缺陷都非常鲜明，也是构成近代以来是非曲直、争论不休的根源。为此，需要站在现代与国情的立场上，以思想本身和历史演化相结合的思维对传统儒家之治理思想以及存在的缺陷、局限等问题作深入研析。
一、传统儒家德礼一体的治理思想脉络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被视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基本治理方式。作为重点的“德”与“礼”，又完全契合传统儒家的基本思想。朱熹说过：“德礼之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深其本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自董仲舒于汉武帝时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作为中国传统的显学和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线索。
其一，从西周礼治到儒家德礼一体的思想传承与嬗变。
武王伐纣，曾经力量强大的殷商就此湮灭。作为“天下共主”的周，为了使其不断扩大的区域，比如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得到有效统治，当时的周公做了史称为“制礼作乐”的重大变革并广泛推广，促使中国社会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如王国维评价：“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成一道德之团体。”[1]
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健康教育全覆盖。
其一，以儒家传统道德价值的彰显，重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孟子、荀子等又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阐发与拓展。孟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孔子的“仁”从性善论的本源意义上做了论证。“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进一步确立了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强调了人之为人(人异于禽兽)的道德本性。荀子则基于“性恶论”认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故而，“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所以，“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周礼经过孔子的继承创新，再通过孟子、荀子的丰富与完善，儒家道德礼制的社会治理思想基本成型。
其二，传统儒家以德为核、礼法共治的治理思想。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中，道德养成及其礼法规范始终是占据主流的治理思维。孔子著名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则是其明证。尽管当初的法家为秦的统一诸国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但其弊端也饱受非议。如西汉贾谊所言：“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新书·过秦中》)
其次，因重视内在德性而轻视外在规则而引发的治理缺陷问题。法治、规则是现代社会内在根基，是维护社会发展的兜底线，也是约束、确保人们“不作恶”的强力保证。传统儒家思想期望人们通过道德修养实现自身人格完善进而达到道德完美、治理完善，却不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可能有“恻隐之心”，也可能有逐利之心，两者并非完全不相容。关键是当人性中的诸多弱点被逐利之心所掌控之时，仅靠道德力量是不能管控约束的。人类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道德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秩序仅靠道德维系也是很危险的。
儒家的治理思想和实施逻辑是以家庭道德伦理、礼仪法则为基础推而广之于国家社会的管理或治理层面的。其道德伦理架构以贵贱有别、尊卑有异、长幼有序为基础，“礼制”则是因其而确定的行为规范。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法则。在儒家思想中，礼是国家政治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和行为方式，其合理性、权威性、重要性都因其内在的“道德至上性”和“差异性”而变得至为神圣。当年，孔子对“‘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干三家之堂”(《论语·八佾》)违礼行为的愤慨反应，充分显示了“礼”之地位。
再进一步，儒家思想中的“礼”绝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日常行为规范，而是“法”的一种形式，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儒家认为，依据“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和差别有序的礼仪规范，能使百姓因内在道德唤醒和羞耻心约束而实现社会安顺。所以，作为法的一种形式，违反了“礼”同样会受到“刑”的惩罚。《孔子家语·刑政》提出“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的观点，表明预防犯罪比惩处罪犯对社会良序更重要。
现有大量的研究针对“社工+义工”合作模式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的路径：政府体制转轨、政策法规建设、社工自身队伍建设、义工管理制度、民间组织培育、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在新常态下，社工与义工联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社会资本视角有利于探讨以社区为本的“社工+义工”联动模式治理的新路径。
自先秦儒家之后基本确立了从修身养性到内修外行，再到教化百姓、施政以德的总体治理思路和相应机制。
首先，个人的立德修身是最为基础的要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序次。修身是为基础，其要义或关键在于立德。而自省、敬畏、慎独、存心养性则是修身之基本方式。所谓自省，《论语》中相关论述随处可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卫灵公》)所谓“慎独”，《礼记·中庸》说的很清楚：“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存心养性，就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要“不失赤子之心”，“养浩然正气”，使存心养性有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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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面践行“礼制”是成就道德治理的基本路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第十六》)“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在儒家眼中，道德是在人与人交往的具体行为中实现的，“礼”则是呈现道德行为的共同方式与准则。从本源意义上讲，尊礼守礼、依礼行事是孔、孟、荀等先秦儒家存仁心、修仁德的外在基本准则，是“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为“自己立法”的内在根本涵义。在“礼”的具体内容上礼治的方式主要为礼制、礼仪、礼器与礼辞等方面，在基本关系上主要体现为对“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自觉遵守，以“亲亲”“尊尊”为内在法则。
再次，高度注重“教化”，以使道德教养普及于广大百姓。儒家非常主张借助道德的力量来维持社会使其安宁和顺，而道德教化则是达成此目的的基本手段。《大学》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大学》的本意，一是要求君子能够尽其所天资本性，把握道德深意，达成“明明德”；二是要求君子在成就自身道德的同时而对民众施以教化，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归本心，领悟道德。《大学》中对“絮矩之道”所做的“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解释，根本上就是要求君子以个人之德行达成“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的良好社会风貌。由此可见，儒家所注重的教化是以个人君子德行的养成和力行而生发的感染连锁效应。可以促发人的内心良善，知羞耻而无奸邪之心。
单桩嵌岩工艺3的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该工艺增加了辅助沉桩的钢护筒。首先将钢护筒打至岩层表面；其次在护筒内下钻机，钻至设计底标高处；此后，将钻机取出并将单桩放入钻好的钻孔内；再次，在桩外侧及钢护筒之间灌注混凝土，即灌浆环节；最后，将钢护筒拔出。
最后，施以“德政”，推动国家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治理思想之核心要义。由孔子而形成的传统儒家始终把道德建设作为从个人修身到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并把个人修身立德与国家德政推行统摄在一起，形成为以立身之本为道德，立国之基为政德且两者须臾不可分的治理原则。其中尤以个人特别是君主的修身为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为政者应行君子之道，做到“修身养性”“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德治目标。儒家就是追求德政与王道的充分实施，从而达成国家稳定的理想状态。
二、传统儒家德礼治理思想的现代困境
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政治社会治理中始终处于显位。但是，无论是其思想本身还是几千年的实践，传统儒家治理思想的缺陷也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更成为遭受诟病，甚至被人否弃的缘由。所以，借与西方治理思想之对比，可深入考察儒家思想的弊端和缺陷。
当年,秦帝国过于追求国家强力，沉迷严苛峻法，蔑视民意诉求，对儒家的道德文化嗤之以鼻，是统一中国后秦王朝倏忽崩塌的重要原因，是秦朝对王道的严重忽视和缺失而出现的政治治理结构严重失衡的必然后果。之所以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潮能够兴起并逐步兴盛，与此很有关联。从儒家仁德修身、礼法共治的思想可以看出，注重群体关系、讲求家国一体构成其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而且先秦儒家承袭了古已有之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国家治理思想，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立身与安邦治国相结合的王道思想，并视之为上至君王显贵下至文人士子必须奉行的理想人格与道德实践。将“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视为理想政治目标。但自汉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也并未舍弃法家思维，而是以儒显法隐的方式延续并发扬着法家思想。特别是法家政治思想最为突出的势、术、法相统一的治理理念更是影响深远。这三者结合是君主体现统治权威、实现统治效果的根本保证。法家根本上是一种“君为本”的权力政治文化。这套思想并未因儒家的政治得势而消亡，反而作为中国历代皇权政治治理的重要补充发挥着更为隐性的深层作用。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王道与霸道的共存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基本思路。
其一，以儒家治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与西方治理思想的重要区别。
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治理同样也有一个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历史特点。因受古希腊政治思想文明传统的渊源影响，加上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塑造，再结合冲破中世纪枷锁的现代价值诉求，西方社会的现代治理变现为以崇尚个人自由、平等、人权，以法治为根本，注重权力制约的基本模式。尽管从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今，西方从不缺少对政治活动中个人道德素养高度重视的思想家和观点，但道德问题从不占据西方政治治理探讨的主流或显位，更不会成为政治治理的主要方式。这就与儒家注重道德修养，追求礼法共治的思想追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不同。
其二，传统儒家“道德至上论”在实践中必然引发的悖论。
孟子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孟子·离娄》)尽管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法治的良好实现仍有赖于人的道德品行和知识能力。人的修为和道德对法治社会的建构同样具有内在性和基础性。孔子说过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对于今天社会良序的建设仍具有启迪作用。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所显示的对“德”“礼”的看重，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今社会底线伦理的混乱问题很具指导和规范作用，也是彰显德治之于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缘由。
首先，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必然导向“人治”的问题。传统儒家不仅将道德修养和教化作为个人立身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将此作为政治实践的主要方式；不仅将道德伦常推崇为国家社会政治治理的最高准则，而且对君主也只强调其道德修为而忽略其权力约束。这就使传统中国道德与政治互相渗透的特征甚为突出，促使君主的权力在道德的招牌下走向至上，为君主权力的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使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的集权和专制特征十分突出。“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政治哲学，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大圣大贤，由‘内圣’而‘外王’，并且相信道德力量本身具有‘奇理斯玛’的功能，只要居高位者能成圣成贤，百姓自然景从，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治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在政治领袖美好的道德感召之下，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然产生美好的道德意图，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形成。”[3]但在中国两千年的皇权政治历程中，这种期望从未在现实中发生。而由“人治”造成的政治缺陷问题却总也找不到有效的克服路径。
其三，传统儒家德礼一体治理的作用机制。
生命周期费用是将项目的初投资、项目设计寿命内每一年的运行费，按照折现率折算成项目开始时的资金现值。生命周期费用的大小综合反映了项目初投资以及每年运行费的情况，生命周期费用越小，项目的经济性越好[10]。生命周期费用的计算如下：
最后，过于看重道德而引发的“道德伪善”问题。孟子以“四端”说为人性善确立依据，从人的情感本性上说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人皆有“四端”的共情却未必必然产生相应的善行。当面对具体的触动人性事件时，受到各种内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的行为选择是很复杂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把态度和行为相背离的现象称为“道德伪善”。它是指人在态度或姿态上显得很有道德水准，但在行为上却不会有任何行动，更不愿付出任何代价的表现[4]。《圣经》有一个故事：一个旅行者在朝圣的路上遇到了强盗，被抢劫，遭毒打，躺在路上奄奄一息。此时令人惊诧的现象出现了，从远处走来的、平日里口口声声说着奉献与爱的祭司和信徒在经过时假装没有看到，从另一边绕了过去。又来了一位被大家唾弃的人却急忙走过去，替旅行者包扎伤口，搀扶着旅行者去了客栈。这个现象让人不由自主会联想到中国社会儒家道德文化影响下的道德伪君子问题。“不完美乃人的德性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利益的争斗中，不完美的人性极易被冠冕的道德说教所掩盖，这种掩盖恰也是道德虚伪性的来源。虚伪的道德当然也就极易塑造虚伪的人。”[5]
其三，传统儒家德礼一体的亲尊准则与现代社会公正的必然冲突。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祭统》)礼治是一套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精神，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为外在主要形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儒家礼治的核心是宗法观念下的“亲亲”“尊尊”原则。所谓“亲亲”就是对亲人——父母、兄弟——的本然之爱，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正是因为“亲亲”原则也就有了“亲亲相隐”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种说法和做法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正义公正原则是绝对相冲突的。因血缘亲情而帮助逃脱或故意隐匿罪行的行为同样属于“犯罪行为”，它突破了社会正义的底线。同时，“亲亲”原则在政治活动中极易导致任人唯亲。为了确保自己家族业已获取的政治地位，实现“贵者恒贵”，血族亲缘就必然成为国家政治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法则。把国家政治生活与家族生活搅在一起、丧失边界，国家政治治理应有的清明与公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尊尊”是“亲亲”的逻辑必然。传统儒家的“尊尊”体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根本要求。“尊尊”以其严格的等级尊卑准则压抑了人的自我意识、人格独立、个体自由、人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又以囿于血族宗亲的私德观念对现代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发展构成阻碍；更以亲疏有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伦常要求对现代民主法治的产生发展构成阻力。这种将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进行压抑和否定的直接后果就是在长时间内有效维护了中国传统的宗法血亲和中央集权，却难以产生平等公正的现代法治社会。
三、儒家德礼治理思想的现代实践转换
作为在中国社会流传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德礼治理思想尽管存在着重要缺陷，但其中对道德的看重，依“礼”规范人们行为的理念对现代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启发和塑造作用。
“至乐无乐，至誉无誉。”真正的快乐，是与自然的合一；是与天地和一。这种快乐，物质、地位都不能给予，他取决于一个的智慧和境界。
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孔子并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种创新建构。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孔子对周礼进行了“援仁入礼”的重大改造。匡亚明先生认为：“从孔子的伦理学角度去看，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因此外与内，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修己爱人)，以仁的自觉复礼(贵贱有序，亲疏有等)。”[2]在孔子思想中，“礼”是人由内在之“仁”而必然生发的外在呈现，是“仁”落实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形式，“仁”是支撑“礼”的内核。何谓“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礼记·中庸》)孔子认为，仅有“仁”心是不够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孔子是将“仁”与“礼”作为辩证一体。“礼”须以“仁”为内在根基，“仁”须以“礼”为实现途径。
在高低起伏的绿地草坪中建立下沉绿地，可以促进雨水下渗，能够获得比平坦地面更好的生态效益。在整体的空间营造中，使绿地的标高低于硬质节点的标高，也有效的防止雨水在硬质节点上汇集，阻碍人们的日常活动。
当今世界极速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从国家政治到社会治理各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几乎在许多国家都同时存在。抛开一些过时陈旧的纲常等级观念，中国传统儒家重视道德立身，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对于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秩序和谐、人际关系良善是有其重要积极意义的。现代社会必须依靠法治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根本，但道德的功能也不能忽略和轻视，道德与法律并不能相互替代。“我们的很多道德事务被有意无意地转换成政治事务和法律事务，道德及其解决方式的简单化又在不断降低或减弱道德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效应，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导致道德伦理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减弱，其文化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甚至微不足道。”[6]
道德立身、为政以德、礼法共治构成为传统儒家基本治理思想。道德修养更是上到君主大臣下至文人士子、庶民百姓共同的自我训练内容。但这种理想化设计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其矛盾反倒使儒家常为人诟病。
注重发挥并适宜改造传统儒家道德伦理中一些基础道德尤显紧迫。比如儒家对家庭、对“孝道”的重视问题。其实无论中西方，家庭之于国家、社会的基础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当下中国道德建设应把家庭伦理作为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细胞”不仅在于它是社会组织的开端，而且在于它是对人进行教养文明、培育德行乃至文化传承的“首要驿站”。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观点，说明“孝”在现代社会仍然可以发挥规范家庭伦理、维护家庭稳定、调节人际关系、凝聚社会的重要功能。
当我们在进行股票运作时，追求的是绩优股，当我们在购买房产时，追求的是未来的黄金地段，同样，国有企业在进行经营时所追求的就是绩优股、黄金地段，就是资产的良性发展。油田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员，就是要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从当前企业审计的要求来看，质量和责任是企业审计的基础，绩效是企业审计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发现企业是否成为了蓝筹股，把投入产出比例如何作为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油田企业的绩效审计越来越被重视，它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油田企业审计的内涵。
其二，在公共道德增强中促使儒家私德与公德的现代转化。
缺乏公德是人们诟病儒家道德的典型表现。但是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中并不缺少公德应有的思想资源。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到孟子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再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巅连而无告者”(《张载集·正蒙·乾称》)，无不是对与他人良好相处、促进社会和谐的公德心阐释。
传统儒家为现代社会每个公民的道德伦理、公民责任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现代公共性不断扩展并增长的环境下，如何以合理有效的机制促使良好的公德愿望与要求转化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其中的重点应是在不断培育人的公共意识的同时，将儒家一系列经典、合理的公共道德理念推行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实践中。而且传统儒家倡导的“教化”对于今天公德的培养依然有操作价值。加达默尔认为，“科学意识乃是一种教化过的意识”[7]，是一切精神科学养成的基础。社会公德的培育养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社会公德的教化应该贯穿、渗透于一切公共场域。
2008年起，依托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资源，文传学院、外语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体育学院相继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民俗学、民间文学、方言研究、百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民族典籍译介、壮族原生态音乐、民俗文化与表演、壮族民间扎染制作、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如龙舟竞渡、多人板鞋、抛绣球、多人秋千等课程。
其三，以传统中糟粕的深刻剔除发挥礼治的现代社会功能。
传统儒家的道德修身与实践是以“礼”的形式铺展开来。“子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更为重要的是，礼的本质在于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责任与尊重的呈现方式，也是人们相互交往中的礼仪规范和行为规则。西汉贾谊说过：“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汉·贾谊《治安策》)。德与礼在传统儒家那里犹如一物之内外不可分离。儒家的“‘礼’根据一个人在特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制定出不同的标准以规定得体的行为。这样一来，个体就会熟悉在人际关系中的不同义务和情感。在理想状态下，不断依礼而行，就会越来越体会到人际关系的价值。”[8]
现代社会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国内社会治理改进之要求，还是全球治理创新之选择，重新发现并发挥传统儒家之“礼”的效用都是很值得深思和重视的。“人而无礼，焉以为德。”(汉·杨雄《扬子法言卷四·问道》)“礼”就是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时能切实体现尊重的实质。有礼应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呈现于外的美好状态。梁漱溟就曾说过：“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9]“行于礼”“让于礼”是人们处事、交往的准则，是人之德性的外在表现，更是人之德性的实现载体。现下之道德建设(无论公德、私德)不妨以适应现代社会特点的“礼仪”规范为操作形式，以解决国人现实中的“行为失据”问题为着眼点，使其成为改善、调控社会的一种方式，从而促使道德建设实在化。而且礼的功用还可以扩展至国际关系的建构和全球治理领域。在当今这个“王道”与“霸道”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关系中“理”“礼”共用、“礼尚往来”不失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思路与方式。
16世纪至今共70位探险家的笔记本，笔记本中记录了丰富的自然景象和千奇百怪的探险际遇，让读者通过探险家的视角，参与这些在冰川、高山、沙漠和热带雨林中的冒险活动。书中展示的笔记本来自斯皮克、沙克尔顿、洪堡等著名和非著名探险家，是关于探险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描绘的是人类初见之下的海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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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TraditionalConfucianMoralandRitualGovernanceThoughtandItsModernConversion
WU Yu-min
(DepartmentofPhilosophicalSociology,PartySchoolofQinghaiProvincialPartyCommittee,Xining810000,China)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imperial autocracy in China, Confucianism basically played its role as the dominant ruling thought. Confucianism advocates the"ruling by rite and law, morality-guiding and punishment-supplementing"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way of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Confucius'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Zhou ritual, the self-cultivation of morality, the ethics of morality, the virtue of virtue, and the virtue of politics have become the basic content of Confucian governance thought, which constitut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ulture. Based on the combing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ity and governance thoughts, through the deep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ritual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of Confucianism, rebuilds the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s public awareness, expound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idea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governanc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private morality and public morality, profoundly removing the dregs and re-examining and exerting the modern social function of ritual governance,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governance in a rough way.
Keywords:China;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moral and ritual governance thought；modern conversion
收稿日期：2019-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与现代实践转换研究”(17XSH017)
作者简介：吴玉敏(1963-)，女，汉族，河南淅川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哲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9)04-0016-06
(责任编辑：邓 凌)
标签：儒家论文; 道德论文; 孔子论文; 思想论文; 传统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与现代实践转换研究”(17XSH017)论文;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