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就群众路线所具有的管理学内涵以及在管理思想史的地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群众路线是一套包括管理目的、管理原则、管理具体手段在内的成体系的管理理论，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群众路线不但集成了传统儒家管理思想，也通过民主管理超越了传统管理哲学，还超越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管理，是影响后来西方管理学发展路径实现转变的重要渊源之一。
关键词： 群众路线； 毛泽东思想； 民主集中制； 教育； 鞍钢宪法
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出发开展本土管理研究成为国内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动向。一些学者在批判西方管理理论以及学术范式的同时，开始对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希望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管理理论。虽然这些研究在数量上还不算多，但是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尝试和努力，也响应了郭重庆[1]提出的本土管理研究要“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主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学术界只是重视了对儒家、道家等为代表的古典管理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忽视了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红色管理思想的探索。事实上，后者也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管理思想相比，其不仅有成熟的理论体系，还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做背书。对于这样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管理学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目前而言，管理学界在这点上做得还是很不够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部分研究者持有的政治偏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政治偏见不应该成为拒绝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一个借口，原因有二：①中国的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战胜了力量极为强大的敌人，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今天的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研究者热衷于总结企业家成功经验，并将这看作构建本土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是相比于毛泽东这个20世纪中国革命最大的创业者[2]，任何企业家及其创业故事都是逊色三分的。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很可能就会错过一个促进本土管理学发展的大好机会。②毛泽东思想虽然在管理学界影响有限，但在管理实践中却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即使在民营企业中，毛泽东思想也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任正非、柳传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成功企业家就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没有摆脱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当然程度有所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界对毛泽东思想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是不合适的。有鉴于此，本研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将对其中的群众路线理论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革命以及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成功的法宝之一[注]有研究者可能以新中国前30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为由，质疑群众路线在工业企业中的管理效果。实际上，这是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缺乏基本了解的表现。新中国建立初期可谓一穷二白，极端贫困，但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仅仅经过二十几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完善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以钢铁产量为例，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年产仅有几万吨；而到1976年，中国钢铁产量迅速增长到2 500万吨左右，与当时英国基本持平。人均寿命更是从民国时期的35岁左右上升到65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也远超当时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群众路线在当时工业企业管理中的杰出效力。以新中国前30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为理由质疑群众路线之管理效果，是一种缺乏历史感和根据的怀疑。。研究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是重点，也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阐述如下几个问题：①从管理学角度阐发群众路线理论之内涵。②群众路线理论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包括两个子问题：群众路线路线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群众路线理论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管理理论的超越，及其对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管理学的后现代转向的影响。
群众路线理论本应在中国管理学界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管理学界对其了解非常有限，表现为既不了解群众路线理论的管理学内涵，也不了解其在管理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既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开展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需要说明的是，群众路线及其背后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极富哲学深度的思想体系，作者对其也只有粗浅的理解，希望相关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低温烟气余热发电系统最佳余热回收量的研究…………………………………… 隋晓峰，沈永兵，谢正和（9-151）
广东省对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控制目标的设定，充分考虑广东服务业发达、第三产业用水比重大、城镇化程度高等省情，提出了2011—2015年广东省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共分为3大项9个指标，比国家考核适当增加了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等5个考核指标，在工作任务上力求做到“跳起来、摸得着”。
1 群众路线的管理学内涵
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近年来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但是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哲学的视角出发展开的，很少有研究从管理学的视角来对群众路线进行分析。实际上群众路线还是一种管理思想，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管理军队、政党、企业时所依靠的一种管理理论[注]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提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坚守的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这似乎显示，群众路线更多体现为一种领导方法。。由于多数研究基于的是政治学、哲学视角，导致人们忽略了群众路线本身所具有的管理学色彩；相应地，其所具有的管理学内涵也没有被充分注意到。因此，首先有必要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其所具有的管理学内涵。
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权威表述，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表述的简称。很明显，这一理论在表述上是非常简洁的。但是在简洁的背后，却隐藏了一套包括管理目的、管理原则、具体方法在内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
刘丽芳急于将这一结果告诉丈夫彭伟民，一遍接一遍地拨打他的手机号码。彭伟民始终不接。无奈之下的刘丽芳只能给他编发了一条短信。
(1)群众路线有着明确的管理目的管理目的是一套成熟的管理学说的核心所在。不同的管理学说可能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或明或暗都要表明自己所要达成的管理目的。群众路线作为一套管理学说，也有着自己的管理目的——“一切为了群众”。按照政治意义上的解读，“一切为了群众”往往被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革命宗旨。但如果将其翻译成管理学语言，“一切为了群众”，实际上是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公司”的管理目的。所谓“群众”是相对少数精英而言的，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受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支配和统治的劳动人民。这样一个目的说明，管理不应以少数当权者以及精英的利益为目的，而应以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最终要实现他们的解放以及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时的社会口号“社会主义企业既要生产新产品，又要培养新人”[3]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2)群众路线有着明确的管理原则所谓管理原则，就是为了达到管理目的，在开展各种管理活动时所要依循的基本方针。群众路线所要达成的目的是，“满足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促进群众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看来，单纯依赖少数领导者是无法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目的的，要达成这一目的，还必须要依赖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管理的目的，也是所有管理工作所要依赖的主体。在本研究看来，“一切依靠群众”包含了两方面的管理学含义：①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积极性，使得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群众发自内心的积极参与，仅仅依靠少数干部，一切工作都会变得冷冷清清，无法取得成功。②人民群众除了参与日常的生产活动，还要参与管理并成为各种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管理学往往将管理看作管理人员的职责，处于底层的职员和工人只能接受来自他人的管理，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应该反对的。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0.。因此，真正有效的管理还必须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利用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同时群众也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群众参与，管理权和决策权只掌握在少部分管理者手里，轻则会形成瞎指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重则会导致干部贪污腐败、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的局面。因此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推行包含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在内的民主管理，广大红军战士和群众开始享有参与组织管理的权力。解放以后，这些民主管理方式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演变成著名的“鞍钢宪法”，这使得工人在企业管理中有了相当的参与权，成为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从理论上彻底地解释了群众参与管理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以及具体内容。
(1)群众路线是对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继承群众路线所体现出来的管理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等，而这些原本就是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所在。儒家认为，君子的目标应该是“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后世的儒家认为，君子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要表达的，都是将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从本质上讲，这与群众路线所要追求的“一切为了群众”是一致的。传统儒家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政治观点。而毛泽东以及群众路线则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可见在根本的哲学观念上，群众路线与传统文化也是一致的。因此，群众路线显然是继承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相关思想。
“从群众中来”指的是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深入群众、实地调研，虚心向群众学习，积极听取群众的意见等，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集中，以形成正确的、反映全局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意见。“从群众中来”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民主与集中、群众与精英相结合的决策机制。而“到群众中去”指的是不能采取简单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迫使群众执行领导的指令，而要通过宣传解释、做思想工作等途径，使得民主集中后的决策意见为下级所接受，并进一步化作他们的意见和自觉行动。毛泽东认为，只有接受了教育、被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才真正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因此，“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单纯的奖赏和惩罚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长期来看， “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到它的反面”。因此，“到群众中去”强调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种教育和思想工作要达到两个目的：①使得群众从内心深处理解、接受领导者所做出的、反映全局的正确决策；②通过教育，要使得群众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接受“一切为了群众”这样一个革命宗旨或管理目的。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主张群众参与管理，但其也认识到，群众要想参与管理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4]，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要符合“一切为了群众”这样一个宗旨。而在当时的革命条件下，大多数群众是农民，虽有着革命的激情，但也有着农民阶级天然的局限性，因此思想教育成了群众路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具体化，实际上讨论的是管理工作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何决策与如何执行。针对前者，毛泽东给出的对策是民主集中制；针对后者，则是重视组织内的教育思想工作。民主集中制使得广大群众有了参与管理的机会，自身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进而使得其根本利益得到了保证；而这种保证反过来也使得其对组织及其目标的认同感得以提升，内在的工作积极性被激发、调动起来，从而使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群众观点能够变成现实。组织内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则在保证群众内在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使其树立“一切为了群众”这一工作目的。这保证了参与管理后的群众能够从整体高度考虑问题，避免了群众参与的决策过程沦落为个人或者部门谋私利以及利益分肥的过程；同时也从根本上调动了群众的内在积极性，使其成为一切工作的可依靠对象。
群众路线之所以值得研究，除了其对传统管理学的继承和超越，还是因为其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思想，而当时西方管理学基本上还处于一个由科学管理学派主导的年代。不但西方国家崇尚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说，就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极为崇尚科学管理学说(列宁本人非常认可泰勒制)。群众路线理论的提出，虽然不是专门的针对工业企业的管理，但是其独有的管理内涵，使得其在当时从多方面形成了对科学管理学派的超越，为后现代管理学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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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所谓群众路线，是一套旨在通过民主管理和思想教育等手段而使得群众成为一切工作的主体，进而实现为群众服务这样一个管理目的的理论体系。群众路线理论虽然表述简洁，但内容丰富，它不仅涵盖管理目的、管理原则以及具体的管理方法等三大组成部分，而且彼此间环环相扣，具有紧密的联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见图1)。
图1 群众路线的管理内涵与内在关联
通过图1可以看到，群众路线的各要素间具有密切的联系：①“一切为了群众”与“一切依靠群众”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一切为了群众”，才能从根本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现一切依靠群众，没有“一切为了群众”，就做不到现实的“一切依靠群众”；同时只有一切依靠群众了，赋予群众参与管理的权力，保证群众意见得以表达，才能切实实现“一切为了群众”这样一个目的。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具体策略，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通过吸收群众参与管理，不但有效利用了群众的经验智慧，也使得群众意见得以有效表达，从而有效保证了群众的利益；“到群众中去”则使得群众的积极性被有效激发出来，保证了“一切为了群众”这一目标能够实现。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具体策略，其内部也具有密切的联系。“从群众中来”使得领导者在决策时，充分考虑群众的意见，将群众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从而保证最终的决策能够为群众接受，实现“到群众中去”的目的；而领导者决策“到群众中去”后，经过群众的实践，成为新一轮“从群众中来”的起点，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决策越来越接近客观实际。
需要说明的是，群众路线虽然强调群众参与和群众民主，但并不主张绝对化的群众自我管理，因为它没有否定领导者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具体来说，领导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集中决策和思想教育工作。因此，群众路线虽然强调的是群众，但领导者依然担负重要的责任；而群众虽然被强调为依靠的对象，也被赋予了相当的管理权，但是依然需要接受作为先进分子的领导者的教育和指导。在本研究看来，相较于官僚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而言，群众路线实现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和制衡。融合体现在群众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使得群众在实践中掌握的具体知识、经验与领导者的全局视野有机融合；制衡则体现在群众参与管理形成了对领导权力运用的有效监督，防止了领导者高高在上、奴役欺压群众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
以上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阐述了群众路线理论的管理内涵。为了进一步增进对群众路线的理解，接下来从管理思想史角度，讨论群众路线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本研究看来，群众路线理论在整个世界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但是这种历史地位和意义却被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们忽略了，以致于到如今仍忽视了其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论述。具体来说，群众路线在世界管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①就中国传统管理学来说，群众路线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管理哲学，通过人民当家作主，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②就西方管理学来说，群众路线是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管理思想的超越，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后现代转向。
2 群众路线对儒家管理哲学的继承和超越
`任何一种对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管理思想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群众路线作为一种管理理论也是如此，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虽然信仰马列主义，但其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5][注]当然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这是20世纪的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田辰山等已经就这一点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这里不再进行详细论述。，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其整个的治党、治军思想中。因此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它一方面显示出对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传统管理思想的超越。
(3)群众路线还有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策略 任何理论都不能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管理目的和管理原则，还必须要有相对具体的、能够指导行动的管理策略，如此整个理论体系才是完整的。群众路线不但包含了总体意义上的管理目的和管理原则，也发展出了与此相对应的具体管理方法和策略，这就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群众路线理论在民主管理方面超越了科学管理学派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不仅主张一切工作标准化和科学化，为了提升效率，还主张对组织内部活动进行严格的分工，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实现计划和执行的分离。其中，计划职能归管理部门所有，其主要任务包括调查研究、拟订计划、发布指示和命令、控制等。执行的职能由工作现场的工人和工长从事，他们按照计划部门制定的操作方法和指示，使用标准工具，从事实际的操作。因此，科学管理在实现企业专业分工的同时，也使得企业的一切决策权和管理权集中于管理部门和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而大多数员工作为被管理者，则不享有任何管理权力。
除了继承，群众路线还通过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超越了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群众路线不是对传统管理哲学的简单继承，而是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后的产物[6,7]。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也就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群众路线理论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就拓展了传统管理哲学。传统儒家管理哲学也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其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与群众路线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儒家看来，“治国、平天下”能否达到，主要依赖于统治阶层能否做到“修身”，只要有了“修身”，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们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克己复礼”和“合于天道”，如此一来，“治国、平天下”自然就会实现。由此，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一种“心性之学”。儒家经典《中庸》以及《大学》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减压和CO2处理对金瓶柿脱涩保脆效果的影响………… 张雪丹，杨娟侠，木志杰，辛 力，刘 涛，孙 山，王 丹，王传增（118）
3 群众路线对科学管理学说的超越及对西方管理学的引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还是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认识深化过程。这体现为“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地更准确，更生动，更丰富”[注]具体见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群众路线理论在管理目的上形成了对科学管理学派的超越科学管理学派认为，管理要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要按照科学、理性的思维来处理企业运行中的各种管理问题，如生产、运输、计划等。科学管理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管理学对什么是管理的定义，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样一种对管理的定义缺少了足够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其最终的关注点在生产效率上，而非人。虽然科学管理主张员工和企业主都应该进行一场心理革命，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富裕，员工也确实可以通过提升效率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从根本上说，员工只是达成组织效率最大化这一目的的手段。泰勒的科学管理本质上而言更加注重于效率的实现，而非如何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整个科学管理实际上围绕着如何才能效率最大化而非“共同富裕”而展开，更没有将相关人等的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和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科学管理下的员工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只是一个劳动工具而已。因此从根本上说来，科学管理缺乏一种人文色彩。
而在群众路线看来，管理的目的不应该止步于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应该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10]，而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工具。显然相较于科学管理，群众路线在管理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有着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显示出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而且这种人本主义的实现有着坚实的经济和政治机制作保障，这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群众参与管理企业、政权等。这些保障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目标而展开，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免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奴役和控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群众路线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但也没有否定企业应该追求效率和利润，在群众路线看来，这些只是达成最终目的的一种手段，不能当成最终的目的。从这一点上来看，相较于同时代的科学管理思想，群众路线理论在当时无疑代表了一种对于管理的更加深刻的思考，更加具有人本主义色彩，是对同时代的科学管理学派的一种超越。
相关性分析显示，创业实践参与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参加创业实践越多，创业能力越强。但调查显示，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学校创新创业比赛的比例为4.04%，参与度极低。
本文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未将天津市各区作为独立个体进行分析，使得文章在对直辖市市辖区的处理上有所差别，此外，也难以将我国港澳台地区游客从入境游客总量中剥离。以全国尺度为研究对象，将所有实施过境免签政策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是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2)群众路线还继承了传统儒家重视“德治”与“教化”的传统群众路线重视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这一点也体现了对儒家管理哲学的继承，因为“德治”和“教化”一直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所在。在儒家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此为根据，儒家发展出了“德主刑辅”的管理主张，“教化”和“德治”被放置于管理工作的核心地位，而这一主张在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被儒家知识分子奉为治国的“圭臬”。群众路线所主张的群众教育和思想工作，从根本上来说继承了传统管理哲学的这一主张。思想政治工作被认为是经济工作及其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虽然在具体的教育对象、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根本的管理理念上说，这种继承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群众路线不反对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分工(群众路线模式下，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分工以及职责区别仍然存在)，但其反对将被管理者仅仅当做执行领导者意志的工具，因为这不利于调动一般员工的积极性，且容易形成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20世纪50、60年代，在全面向苏联学习工业企业管理的背景下，中国很多企业实行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为代表的“一长制”管理方法[注]史称“马钢宪法”，与后来的“鞍钢宪法”相对立。“马钢宪法”实际上是苏联学习、运用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一种表现，本质上是泰勒管理思想的一种变种。，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和反对[11]。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主体性决定了工人为代表的底层人员有权参与组织的管理活动，特别是有权参与一些与自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重大事情的决策。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工人的积极性才会被激发出来，才会促成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而马钢宪法为代表的所谓科学管理理论将大部分权力集中在少数管理者手中，将导致管理变成少数管理者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的统治和支配。这不但使得员工在工作中毫无积极性可言，甚至还会出现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对抗。因此，毛泽东对建立在群众路线之上的“鞍钢宪法”极为重视。而后来的西方管理学以及西方的企业也逐渐认识到科学管理的种种缺陷，开始将一般员工纳入到组织决策的过程中来，由此形成了以目标管理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管理学理论，西方管理学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后现代姿态。而这些理论与群众路线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目标管理理论为例，其本质就是将原先管理层享有的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基层员工，使得其能够参与组织目标的制定。战略管理领域也倡导，基层员工参与企业战略的规划与制定，而这与群众路线所倡导的群众参与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7]。 只是目标管理理论的提出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相对于群众路线的提出晚了近30年。从这一点上来说，群众路线理论也形成了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管理理论的超越。
而群众路线在此问题上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思路。群众路线当然也强调干部自我修养的重要性(群众路线对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模范带头作用的强调，充分说明了其对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视)，但是没有止步于“心性之学”。马列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其认识到，仅仅依靠干部的心性修养和自觉来治理军队和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民主管理的机制，在制度上赋予一般群众(被领导者)参与组织重大决策的权力。因此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基层连队实行严格的士兵参与管理制度，一般战士在军事作战、连队账目管理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而建国后，普遍实行于国企内部的鞍钢宪法也明确规定，新中国企业内部管理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与劳动、员工参与管理，工人、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紧密结合，共同创新并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8]。如此一来，不但群众的利益会得到保证，组织的官僚主义不会滋生和发展，而且群众的内在积极性也会被激发出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实现会变得具有现实可能性。而在传统的儒家管理哲学中，虽然也要求领导者要虚心听取下级的建议，对下级要赋权以及不过分干预等，但这主要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安排和分工。人民群众作为被统治者，总体而言不具有参与管理的权力，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能否“为民做主”。因此，传统儒家管理哲学本质上所强调的是“为民做主”；而群众路线所强调的却是“人民当家作主”；它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9]，更加能够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利益和国家主人地位的实现。从这点来说，吸收了马列主义精华的群众路线理论超越了传统管理哲学，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在20世纪上半页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许多学者对技术理性主导的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尔库塞用“单向度的人”一词来谴责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压抑与控制的结果。在其看来，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其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受到了压抑，从而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产生了单向度的人。很显然，马尔库塞通过否定“单向度的人”，而显示其对人的精神空间解放的追求，而这本质上与群众路线所追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由此，也可进一步看出群众路线相对于科学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性。
(3)在对人性的认识方面，群众路线也要比科学管理深刻得多麦格雷戈认为，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对人性的认识和假设密切相关，因此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始终与理论的深刻密切相关。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科学管理主要依靠物质刺激策略。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持有的“经济人”假设。这种人性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因此对其最好的激励方式就是物质激励。当然泰勒也认识到人的情感需要，强调“雇主和工人之间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科学管理对于人性的认识不仅是“经济人”层面上的，还涉及到了“社会人”的层面。当然稍后一些的梅奥以及组织行为学派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式提出了“社会人”假设。
群众路线不否定科学管理以及组织行为学派对人性的认识，而是对人性的认识更进了一大步。这表现为其认识到了人性的可塑造性，认识到了人性中隐藏着的、待开发的“神性”或者崇高性。因此，其主张对于工人或者群众的管理要以思想教育为主，通过教育将“为人民服务”等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灌输给他们，进而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如此一来，群众内在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了，而其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是任何其他管理手段无法比拟的。
而科学管理以及组织行为学派却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可塑性以及人性中隐藏着的“神性”或者“崇高性”一面。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到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其所强调的仅仅是物质激励和维持良好关系而已。当然后来的西方管理学也终于认识到了其在这一点上的不足，发展出了“复杂人”假设。该假设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它所处的社会条件以及具体情境等决定的[8]。以此人性假设为基础，西方管理学发展出了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企业文化学派。该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通过组织文化建设改变员工内在的价值取向，使得企业减少对外部控制手段的应用，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这与群众路线所重视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而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了人性中的“神性”一面；如果不认可人性中的“神性”一面，所谓组织文化是无从谈起的。群众路线理论早于企业文化学派几十年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理论对人性的认识超越了当时西方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管理学派。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群众路线理论，虽然产生在20世纪经济落后的中国，但是它却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占主流地位的科学管理学派。这种超越使得西方管理学近几十年来的许多所谓的新进展和新理论，对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这些新的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与群众路线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确实还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对西方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引起了西方管理学者对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兴趣和重视。例如，以威廉·大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对西方管理学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Z理论。该理论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在竞争中胜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全员参与决策、强烈的集体主义导向，以及整体上对员工的关注等独有的管理模式，这使得日本员工树立了牢固的整体观念，员工之间平等相待，以自我指挥代替等级指挥。由此一来，日本企业形成了对西方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样的研究很多，对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在这以后，西方管理学开始吸收日本管理学的相关元素，由此企业文化、目标管理、转变式领导等标志西方管理学新的发展方向的理论成批出现并得到发展，西方管理学开始呈现出与科学管理学派不一样的气象。但是日本企业所创立的相关管理模式，如丰田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借鉴包括“鞍钢宪法”在内的中国本土管理思想的[12]。高良谋等[13]在《管理移植与创新的演化分析——基于鞍钢宪法的研究》一文中，对世界范围管理思想的创新和继承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管理思想变革有两条路径：①源于西方的以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发展、变异为苏联的马钢宪法，并进一步地为中国企业所吸收和创造为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在继承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本土的和合思想而形成的)；②源于中国本土的鞍钢宪法被日本企业借鉴，并融合本土的文化因子，演变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丰田管理模式；而丰田模式进一步由欧美企业继承和发展为欧美的卓越公司管理模式(以团队合作和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该研究还指出，鞍钢宪法在整个世界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鞍钢宪法”正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理论在鞍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一个具体化应用。当时鞍钢几乎所有的管理干部都是从解放军转业而来的，所谓鞍钢模式，就是他们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应用到工业管理后的产物。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白：“日本企业十分注重走群众路线……我始终认为，让职员们参与公司长期计划的制定工作，集思广益、献计献策，虽然开各种会议难免花去大量的时间，但公司的经营却受益匪浅”[8]。可见深受欧美崇拜的日本经营模式，实际上与中国的群众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不仅超越了当时的西方管理学，还对西方管理学后来半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注]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伯恩斯作为著名的转变式领导理论的创立者，其相关思想的形成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在其经典著作《领袖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再例如，后现代管理大师彼得斯倡导“走动式管理”，而这一理论与毛泽东倡导的领导干部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在理念和形式上非常相似。，它应该是促成西方管理学发展路径发生重大变革的理论来源之一。近年来随着华为等国内企业的集体崛起，西方学界也认识到群众路线理论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威力，但在其看来，毛式管理违背一切教科书，是一种“邪派武功”[14]。在本研究看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毛泽东管理哲学并非什么“邪派武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引领了西方管理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和发展，是西方管理学的一个先声。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在致辞中说，山重建机在继2011年北京工程机械展会上推出节能环保的混合动力挖掘机和电动挖掘机后，今年在上海宝马展上又隆重推出了燃气动力挖掘机等多款创新产品，这充分体现了山重建机在技能环保等方面的研发实力，零排放、零污染的技术变革正改变着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拓宽了市场需求。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得到以下观点：从中国传统管理学的角度讲，群众路线理论继承了传统儒家管理学中的民本、德政以及教化思想，并通过民主管理对其形成超越；从西方管理学的角度讲，群众路线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后，对当时西方占主流地位的、以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思想形成了超越，随后其相关思想为日本公司吸收，形成了以丰田管理模式为代表的日本管理模式，而日本管理模式又进一步地被西方管理学借鉴和吸收，形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欧美流行的卓越公司管理模式。对于传统儒家管理学来说，群众路线代表了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和新的发展高度；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群众路线代表了一个引起其发展路径发生转折的理论外源。相关逻辑可见图2。
注：实线箭头代表后来者对前者的继承，虚线箭头代表后来者对前者的超越。
图2 群众路线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管理学虽然接受了群众路线所倡导的民主管理以及思想教育等管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企业也确实调动了员工的内在积极性， 改善了以往科学管理所造成的劳、资双方关系紧张问题，但是其并未接受群众路线所倡导的核心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对于当前的西方管理学而言， 管理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似乎仍然停留在科学管理时代(管理哲学家谢尔登很早就提出了管理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主张，这与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的内涵一致。但是其在西方管理学中并不被广泛接受，处于非主流地位)。目标管理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更多地只是被看作达成组织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已。这与群众路线所倡导的“一切为了群众”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西方管理学以及西方企业难以改变为自己谋取最大化利润的本性。而这也说明，群众路线理论及其所代表的人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仍不过时，仍然是西方管理学以及管理实践需要学习和超越的一种重要管理思想。
4 结语
以上讨论了群众路线理论所具有的管理学内涵以及其在整个管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以发现，群众路线是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中，就现实而言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华为公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优秀企业在短短20年内的迅速崛起，证明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华为实行的员工普遍持股制度、思想政治建设以及自我批判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反映。当然历史的经验也已经表明，群众路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着自己的缺陷，应用不当会发展为不受控制的群众运动，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但群众路线并不必然等于群众运动，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对群众运动给予足够警惕，对群众路线则应给予高度的重视。邓小平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的确，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对于这样一个传家宝，学术界应该高度重视，应将其早日纳入管理研究的范围中来进行辩证、系统的研究。
斯诺在苏区一次参观上政治课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红军在哪些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站起来回答道： “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们红军就是人民，红军之所以深受老百姓爱戴，不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吗？
致谢：感谢刘文瑞教授对本文修改给予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 郭重庆.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管理学报，2008,5(3)：320-322.
[2] 庄福龄. 毛泽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创业者[J].党的文献，2003(3)：24-29.
[3] 唐竹. 毛泽东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人本管理之比较[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8-11.
[4] 刘广灵. 毛泽东民主主义组织建设原则的理论模型[J]. 管理学报，2009,6(2)：15-159.
[5] 王玉平.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超越与升华[J].哲学研究，2014(4)：24-29.
[6] 李凯城. 红色管理：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2.
[7] 李凯城. 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243.
[8] 刘敬鲁. 西方管理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 王绍光. 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J].学习月刊，2009(23)：16-17.
[10] 徐仲伟,郑洁. 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启示[J]. 学习与实践，2006(9)：771-778.
[11] 周勇. “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12] 王圆圆.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3] 高良谋,胡国栋. 管理移植与创新的演化分析——基于鞍钢宪法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1，11(1)：129-138.
[14] 谢佩洪,魏农建. 中国本土管理学派研究的路径选择[J].管理学报，2012,9(9)：1 255-1 262.
ManagementConnotationoftheMassLineandItsRoleintheManagementHistory
GONG Jiangang WEI Yutao GAO Xuy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will stud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ass line and its role in the management thought history. The research will show that the mass line is a theory that includes management purpose,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the management thought history. First,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main idea of the Confucianism but also surpasses the Confucianism for its advocating mass democracy. Secondly, it also surpasses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ower that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estern management scienc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Keywords： mass line; maoism; democratic centralism; education; The Charter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9)02-0184-09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7-05-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1702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DUT15RC(4)29)
(编辑刘继宁)
通讯作者：巩见刚(1978～)，男，山东淄博人。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大连市 116023)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和管理哲学。E-mail：gjg302@sina.com
标签：群众路线论文; 群众论文; 管理学论文; 目的论文; 儒家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管理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1702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DUT15RC(4)29)论文;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