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字号文化记忆研究是企业人类学视角下，从结构功能主义对老字号理论研究的又一探索。老字号是文化记忆的见证者和承载者，通过沟帮子尹家熏鸡的个案分析可知，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两种模式，通过权力、社会、空间三个要素，发挥着政治关系、身份认同、物化痕迹三种社会功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文化记忆作为有形和无形资产，是老字号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关键词：老字号；文化记忆；企业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作为企业人类学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对于老字号企业进行的学术研究，较多的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来进行对接，这是从社会结构转型的整体性视角，将老字号作为一个企业群体，探讨其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渐趋成熟的理论体系。①
搞好融合对接，推进民兵教育训练。计划训练时，军事机关要广泛征求企业生产管理部门意见建议，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实际，与企业年度生产计划搞好对接。在训练内容上，突出针对性专业训练，少训共同科目、多训专业科目，少训技术含量低的科目、多训技术含量高的科目，重点抓好民用技术向军用技术转化的接口训练。在训练方法上，网络、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专业训练，可采取岗位自训，军事机关明确训练内容和标准，定期组织考核验收；探索运用网络化训练手段，组织专业理论、指挥技能、战法研究等内容训练，通过灵活的组训方法，最高程度化解企业生产与集中训练的矛盾。
结构主义认为记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看其中的结构，因结构转型而产生的新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1]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们不仅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2]作为一种特殊群体的老字号企业，传承着中国的传统商业文明。在其创办、兴起与衰落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见证者和承载者，老字号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化记忆之于老字号有什么意义或者作用？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建构在不同层面上的状态，人“栖居其间”的生活经历，把回忆与经验联系起来，使其获得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将作为塑造性的自我画像来决定人生、指导行动。我们可以将老字号作为一个有记忆的独立个体，是文化记忆两种模式功能论的实证研究，与结构转型理论进行对接。
（二）个案选取
“沟帮子熏鸡”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创办者尹玉成是闯关东而来的安徽人，偶然得了一制作熏鸡的宫廷秘方因而创办了熏鸡坊。当时沟帮子虽然是个小镇，却是山海关与沈阳之间的交通枢纽。尹玉成因为经常上火车站售卖，其所制熏鸡便得了“沟帮子熏鸡”的名称。二十世纪末，沟帮子熏鸡与山东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熏鸡和安徽符离集熏鸡同时被冠以中国“四大名鸡”称号。
周蒂曾用此公式通过海底不同粒级的沉积物分布特征反演底层海流速度[11]。由公式可以发现，τc反应了海水扰动能量的大小，τc与D呈正比关系。所以，对于动水成因的高能鲕来说，海水的扰动能量决定了鲕粒的大小。通常，成鲕环境的扰动能量大体稳定，动力来源主要是潮汐，其次是波浪，所以鲕粒灰岩中的鲕粒大多小于2mm，且粒度均匀。
自尹家沟帮子熏鸡诞生以来，百年间该地制作熏鸡的企业不下几十家，但尹家熏鸡却一直保持着独占鳌头的局面。窥其竞争优势，不仅因为尹家坚守住了传统工艺，也因为企业对现代管理的认知和不断创新突破，同时，尹家属于一脉相承，对于“正宗”的社会认同根深地固。此外，由于尹家与地方政府保持着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破除了破产危机。种种要素集合在一起，成就了地方熏鸡龙头企业，且发展势头良好。
历史悠久而成长之路并不平坦的尹家熏鸡，属于沟帮子人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在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两种模式的互动过程中，在熏鸡企业博弈的竞争关系中，充分体现了记忆的社会功能，是对文化记忆功能理论的一个较为鲜明的实证解读。
二、理论依据
（一）文化记忆的两种类型说
尼采、哈布瓦赫或诺拉的记忆理论都强调回忆的结构主义和保障身份认同的特点，肯定它在一个客观的、中立的、面向过去的历史学面前的权利。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由当下引起的社会产物，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创造，即在家庭、宗教和阶级的影响下，通过语言结构、仪式和空间界定发展而来的。[3]诺拉认为，团体的记忆后面既不是集体灵魂也不是客观精神，而是带有其不同标志和符号的社会。[4]他指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5]
HPLC法同时测定桑白皮中6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陈志永等（7）：911
2.生存性创业质量和成长性创业质量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返乡成长性创业质量比生存性创业质量更能促进其就地市民化进程
（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的老字号研究
20世纪90年代，第四代传承人王进发现，火车在沟帮子车站的停留时间只有几分钟，很多想购买熏鸡的乘客因为时间紧张而放弃下车购买。于是，王进带着熏鸡去跟铁路相关部门沟通协商，政府经过相关审批，终于让尹家沟帮子熏鸡走上了火车，熏鸡的销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那时候，外包装上印有第三代传承人尹亚茹（王进母亲）头像的沟帮子熏鸡堪比老干妈，消费者大都认为尹家熏鸡是沟帮子熏鸡的代表，甚至是正宗。
文化记忆的奠基者扬·阿斯曼认为虽然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对文化问题少有讨论，但其记忆的基础结构问题对于文化分析仍具有根本性意义，这些基础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适用于文化传承机制。[6]在案例研究部分，扬·阿斯曼也常强调“结构”问题，他从结构功能角度对文化记忆进行了分类，“要超越把记忆和历史或两极分化或等量齐观的关键步骤是，把有人栖居的和无人栖居的记忆的关系理解为回忆的两种相互补偿的模式”，[7]这里的有人栖居记忆就是功能记忆，无人栖居记忆就是存储记忆，这两种记忆模式构成了文化记忆的两种类型，两种记忆类型互相作用，并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既是一种“残片”和“传统”的对立关系，又是一种互动关系。存储记忆是功能记忆的“保留地”，功能记忆是经过“选择、联缀、意义建构”的过程，是存储记忆的固化、合法化和区分化。[8]关于记忆的类型说，韦尔策也认为：一方面，生活导向、意愿和希望这三类东西的跨代传递和不同时性，构成了回忆结构的主观方面，另一方面，建筑、景色、声响、气味、触觉等，它们本身承载着历史和回忆，人们通过跟它们打交道的实践，构成了记忆的客观方面。[9]这种分类与阿斯曼的“有人栖居”和“无人栖居”不谋而合，皆突出了与记忆相关的各要素的功能所在。
社会学家魏昂德 (Andrew G·Walder)对中国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董事长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关系。[23]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量,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24]由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不同庇护关系，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变化与其所承载的商业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状态。[25]在属地经济和“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形成了“伞式”社会关系。[26]从尹家沟帮子熏鸡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对传承熏鸡文化、发展熏鸡企业发挥着重要的动能。
由于“字号”是个本土说法，国外相关研究基本上可以从有一定历史的企业入手。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工业人类学之父沃纳（W.L.Warner）对霍桑工厂开展应用研究，发现员工士气、良好关系和科学管理等都能促使生产率实现有效增长。[16]哈佛大学查普尔（E.Chapple）、加德纳（B.B.Gardner）和怀特（W.F.Whyte）等人类学家沿用人际关系学派理念对企业中人的个性特点、人与人之间文化关系进行研究。这是社会学者对企业研究的初步探索，开辟了相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逐渐渗透到陶瓷厂、建筑工地、铁路等行业，如韦恩（1976年）、H.A.阿普鲍姆（1981年）等对工人与企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指出不同行业的企业及其工人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这些“精神”是制约企业或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村山元英（2002年）认为日本企业文化特色是使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原理与日本经营者的传统伦理观结合,产生一种日本经营者的经营哲学和独特的企业文化。[17]
三、政治关系：文化记忆的权力要素
（一）历史的“合法化”与“去合法化”
詹姆斯·E·扬在研究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中论述到“历史也是由具体的人创造的一个过程。”[18]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政治要素对记忆发挥着“合法化”与“去合法化”的社会功能。这主要基于历史记述的主观能动性。政治的统治性一定程度决定了话语权，历史的记载都会经过统治要素过滤而出。诺拉也认为，“档案”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是制作出来的记忆。[19]对于老字号企业而言，证明其历史价值的重要途径便是权威文献，包括地方志、档案、政府主办出版的各种纸质媒体等，甚至在权威历史文献资料中是否能找到关于其起源和发展的记录文字，是其认证为国家级或省级老字号称号的重要证明。
由于子女分家、分店独立等原因，老字号企业存在着许多“一树多枝”现象，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辨明宗源。比如产权争议较多的剪刀业老字号王麻子，清朝末年，由于王麻子产品销路好、名声大，市场上便出现了许多仿造者，比如汪麻子、老王麻子、旺麻子和真王麻子等。据民国十六年 （1927年）的《晨报》记述：“初创时确为王麻子……年深日久，店中徒伙皆在外分店售卖。至于所售之货，仍由王麻子店中批卖，盖王麻子之手艺，仅传授一徒耳。……查现在王麻子刀剪店，有炉自制刀剪者，仍是宣外大街之一家。熔铁打形皆归徒伙，而醮钢时仍由一人密做。其余各家王麻子多是由该处批卖货物，自行制自己之字号……‘王麻子’虽有真伪，其所售之刀剪却皆为一家所制也。”[20]
沟帮子熏鸡与王麻子品牌有类似之处。在尹玉成的熏鸡作坊兴盛之际，沟帮子也出现了刘家、李家等众多熏鸡店铺，发展鼎盛之际，小镇曾出现10多个熏鸡作坊。后经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与尹家熏鸡一同发展的仍有许多新兴熏鸡厂，包括郝家、刘家等。但据清道光年间《北镇县志》记载：1899年，山东人尹玉成创办了熏鸡作坊，名为 “尹家熏鸡“。1930年，沟帮子加工制作熏鸡已发展到10家之多，较有名气的有尹、杜、齐、孙、张、马诸家。1985年，个体熏鸡户发展到37户。[21]
从火车站售卖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尹家熏鸡不仅逐渐培育了大批消费群，而且逐步提升了尹家熏鸡在沟帮子和域外的社会认同度和顾客忠诚度。这种“身份认同”构成了文化记忆的社会要素，强化了记忆的 “意义”，这些意义不仅仅包括尹家熏鸡的“自我意义”，也包括尹家熏鸡相关方的 “群体意义”。
（二）政策福利的喜与忧
近年来，随着老字号研究的逐步扩展与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老字号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起到何种作用，同时如何实现自我调适与转型。因此，结构功能理论在老字号研究过程中又找到了滋养的土壤。张继焦（2013年，2015年）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提出各级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是一种伞式庇护关系，老字号需发挥主体作用积极转型，发挥这种“关系”优势；[12]政府对老字号企业监管方式的不同，会导致资源与资金分配的差异。[13]高崇(2016年）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嵌入性视角分析了老字号如何创造、使用和处置经营空间过程中面对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关联问题。[14]闫春、赵巧艳（2017年）认为老字号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记忆与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保持产品特色和品牌文化创新的使命。[15]
20世纪末，尹家熏鸡厂在沟帮子铁南工业园区投资了一个多亿资金用于建设厂房及其他固定资产，当时企业年产值才三千多万，却要负担一个多亿的债务，还有利息及各种费用。负债后企业连续亏损两年，导致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在与买家谈判的过程中，尹家人舍不得将家族产业拱手于人，将老字号这块招牌砸在自己手中。于是通过与当地政府和银行再三沟通，通过争取到免息等系列保护政策，缓解了尹家的债务危机，企业得以恢复运转。
一是坚持有为者有位。对建设家乡充满激情、乐于奉献、取得优异成绩的回乡能人，推荐为乡镇班子、村两委成员等候选人，按程序参加选举或进行组织任用。二是实施工资待遇上的“特殊化”。当选为镇村干部的回乡能人，工资待遇参照同类人员办理。对那些还兼职有企业职务的，则根据其在企业中的职务和贡献领取相关薪酬。三是体现考评上的“个性化”。对担任镇村干部的回乡能人，既要按照一般的考评尺度要求他们，也要个性化设计相关指标，重点对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进行专项考评。
华语“好莱坞”——《中国影视赏析》。以影视为基础的视听语言正是伴随网络成长的千禧一代最易接受的媒介形式。可选取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纪录片、电视剧及当今较有影响力的娱乐性节目进行赏析，通过这些作品介绍，从另一个侧面让来华游学人员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时尚元素。
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从此奠定了基础。尹家人建立的辽宁沟帮子熏鸡集团目前是北镇市的纳税大户，2017年纳税532万。而且在当地政府主推的许多活动中，比如特色小镇、品牌示范区评选等，沟帮子尹家熏鸡集团都作为龙头企业发挥着示范和表率作用。
“记忆本身如何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型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地建构的结果。”[27]集体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在阐述记忆文化的三个维度时指出：个人或群体在形成过程中拥有已经成型的形象、阐释和意识，个人认同或民族、国家认同，只有通过记忆才能获得。[28]文化记忆是建立群体身份的连接结构，记忆主体通过相同的经历获取共同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较为坚固的身份认同意识，是构成功能记忆模式的要素之一，相较于存储记忆更具有固化价值。
从政府在沟帮子尹家熏鸡濒临破产的关键节点上发挥的能动性可以看出，政府的“伞式”保护模式使企业受益良多，但是，这种良好的关系有时也存在着风险。比如当地政府曾经出台了入驻沟帮子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资奖励、土地减免税、税收减免等。企业认为，政府出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尹家由于家大业大，也享受到了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区土地税减免等福利政策，但是很多企业进了园区，投资了大笔资金投产建设之后，土地证、房证、消防手续迟迟办不下来，有关部门还经常进行严查。久拖之下，许多小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目前尹家熏鸡集团还有许多证权问题需要不停与政府沟通解决。
四、身份认同：文化记忆的社会要素
（一）火车站售卖文化的传承
路基96区是指路面结构层底面以下80cm范围内压实标准为96%的路基部分，作为路面的基础，它承受着路面的静荷载和车辆的动荷载，并将荷载向路基及低级陈处传递或扩散，若96区结构整体或某一组成部分的强度或抗变形能力不足以抵抗这些应力、应变及位移，则可能造成路况恶化，路面会出现断裂，路面表面会出现波浪或车辙等病害，影响行车安全。
尹家沟帮子熏鸡最开始兴盛便由火车站而起。19世纪末，全国开始大举兴建铁路。沟帮子虽然是个小镇，却是“京奉”铁路线和“奉山”铁路线的交汇处，是山海关与沈阳之间的交通枢纽。1899年，沟帮子火车站建成，来往商人和货物交织不断。尹玉成窥到了火车站的商机，便在火车开始流动售卖，尹家沟帮子熏鸡便借由沟帮子火车站走到了各地，销量也在沟帮子众多熏鸡户中首屈一指。
结构功能理论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或具体企业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 《社会学和企业管理》（1980年）中指出中国如何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这是社会学、人类学者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他提出的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打开了对中国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阐释的新视角。在该观点的指下，相关学者开始思考企业、人与文化的社会关系及功能，包括传统制造中的文化传承问题。马戎（1990年）指出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两个支柱之一，使小城镇成为新的工业中心，小城镇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也从消费型社区逐步转向生产型社区。[10]李培林（1992年）认为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是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11]
尹家沟帮子熏鸡的“火车站售卖文化”延续至今，并衍生至了辽宁域内大部分交通集散地，比如高速公路服务区、客运站、机场、火车站等等。与公路、铁路、机场等各相关部门的良好合作奠定了沟帮子熏鸡迅速强化品牌影响、扩大营销效率的基础。据统计，尹家沟帮子熏鸡在交通集散地的直营店共有近百家，2017年收益约3879万元，占公司同年收益的10%。
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弹琴的高手，如孔子、列子，先秦琴师伯牙，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等等。他们和古琴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伯牙弹琴遇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嵇康遭人陷害，刑场上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唱……《高山流水》和《广陵散》都是当今十分经典的古琴名曲，有兴趣的小读者们可以找来听一听。
这些权威历史记述将记忆定性，记录了老字号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脉络，让后人有迹可循，但历史也是人来书写的，自然避免不了主观能动性，除了个人原因之外，也有政治原因。正如阿斯曼所说：功能记忆是一个被占据的记忆，是经过选择、联缀、意义建构的过程，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22]
（二）沟帮子地方名品的确立
身份认同的社会意义是具有排他性的。比如老字号的商标之争，目前已经是个热点问题，每个老字号所在地的民众首先都会下意识维护本地的品牌，从“南北稻香村”的案子即可以多少看出些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对于尹家熏鸡来讲，确定其“沟帮子熏鸡”正宗之名除了需要培养社会认同，还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使这种“身份认同”进一步强化和“合法化”。
尹家熏鸡创建于锦州北镇沟帮子镇，《北镇县志》将其列为“北镇名牌产品”。据悉，尹家熏鸡创始人尹玉成制作并售卖的的熏鸡逐渐被市场认可后，凡是路过沟帮子的外地人都会买一只熏鸡，久而久之，就把尹老爷子售卖的熏鸡叫成了 “沟帮子熏鸡”。被纳入中国四大名鸡之列的其他三家熏鸡，即道口烧鸡，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也都是以地名为前缀和区分标识。
所以，尹家熏鸡自然成为了沟帮子的地方特色美食，目前已经被认定为“辽宁省名牌产品”“辽宁金牌旅游小吃”“辽宁优质农产品”等称号。尹家熏鸡还和旅行社合作，将公司作为地方旅游的景点之一，和域内著名景点医巫闾山包装成一条旅游线路，满足游客来沟帮子买熏鸡的需求。事实上，沟帮子熏鸡的社会认可度相当高，据了解，来沟帮子的人购买熏鸡的比率高达90%。熏鸡名副其实的成为地方特色名品，具有较高社会认同度。
而面对品牌之争，尹家熏鸡于1992年从国营熏鸡厂手中购买了“沟帮子”商标，并通过法律手段逐步争取和规范地方标识的使用权。据了解，沟帮子镇上的其他熏鸡企业，包括郝云杉熏鸡、刘家熏鸡等将很可能不得再使用带有“沟帮子”标识的商标。这种商标之争虽然带有垄断主义色彩，但对地方名品的唯一性进行了保护，也是老字号企业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身份”的确立，是其发挥文化记忆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加重了记忆媒介的砝码。
五、物化痕迹：文化记忆的空间要素
（一）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弘扬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生产实际上就是对象系统中的文化再生产。[29]制造技术从原先以“技艺”为主导的实用功能向现在以“记忆”为主导的象征功能的转变，可以称作一种“适应策略”。[30]传统工艺作为生产的重要手段，通过传统技术、工艺流程、技艺掌控者的互动基本体现了文化记忆从过去到建构的物化过程。
随机对我院在2016年2月-2018年2月间收治的146例高血压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高血压的临床诊断标准,其中73例高血压患者经过诊断为盐敏感性高血压,为观察组,另外73例高血压患者经过诊断为非盐敏感性高血压,为对照组,所有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88例,女性者有58例,患者的年龄在44岁-80岁,平均年龄在(63.42±5.1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及年龄等一般资料上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课堂教学中，由学生占主体地位变为教师占主体地位就是“收”。教师要善于在课堂失控之前强行介入，积极引导，在知识的河流上制造“弯道”“漩涡”和“水坝”，减缓流速，让课堂可能出现的肆意奔流转为舒缓和谐，让课堂由激烈转入“宁静”的状态，使学生由知到识，由浅入深，从而满足课堂深刻性的需求。
沟帮子熏鸡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沟帮子熏鸡制作技艺”，工艺传承已逾百年。据传，其制作工艺源于宫廷秘方，并依据药膳原理进行改良。煮制过程中，依照特定顺序，加入开胃健脾、消食益气的白芷、当归、陈皮、砂仁、肉桂、丁香等四五十种中草药。制作工序首先是将白条鸡放入调好的中药汤中浸泡数小时，然后大火入味小火熬制。起锅后开始“熏”，将砂糖投入另一个锅底后再将煮好的鸡放入锅中，开大火熏数分钟。等到再次掀开锅盖，整只鸡都被熏得色泽枣红、光滑透亮、肉烂连丝、咸淡适宜。从选料到熏制共经十六道细致工序，持续十七小时腌制入味，整个过程复杂而考究。
直至今日，沟帮子第三代传承人尹亚茹虽然已年过七十，不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但还会每月来公司秘制老汤配料，然后交由车间煮制。除了老汤制作这道工序之外，其余的熏鸡制作工序均已实现现代化生产，确保熏鸡味道不变的基础上，也提高了公司劳动生产规模和效益。制作流程、药材、老汤秘方等传统工艺作为确保沟帮子熏鸡味道正宗的基础，是重要的历史痕迹，通过这些痕迹的沉淀和积累，文化记忆逐渐固化，并在构建和传承过程中不断唤醒和重构。我们甚至可以将传统工艺理解成一种仪式，是文化记忆身体实践中的重要媒介。
（二）发展空间的坚守与扩张
纯粹的记忆场所功能就是铭记。历史是由一定的具体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回忆和叙述的。[31]文化记忆理论认为“空间”是文化记忆的保留地，“石头也会唱歌”。博物馆、档案馆、文物遗址甚至一个带有故事的破旧的房屋都能唤醒着回忆，并成为一种记忆的符号，超脱时空的限制。这意味着物质要素对于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性，同时，文化记忆也会通过这些特定的物质空间进行适当导出。
尹家沟帮子熏鸡在沟帮子镇兴起，也曾经沉寂，复而再度发展壮大。自始至终，尹家人没有想过离开沟帮子镇另谋他地。对他们来说，主要基于三个因素：一是沟帮子熏鸡的消费群主要集中在北方，据悉，2017年仅黑龙江省就售出了1亿个熏鸡爪。二是企业在沟帮子镇拥有自营饲料厂及大规模养鸡场，养鸡场建设在无污染林地，饲养条件优越，能够确保原料鸡的绿色、营养、健康。三是公司毗邻的医巫闾山，自古便是山灵水秀之地，沟帮子山泉水水质富有活性，含氧量高，用此水制作的老汤，能够使熏鸡色泽光亮红润，口感鲜香独特。
沟帮子镇即尹家熏鸡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在百年传承的历程中，二者建立起了密切的社会关联。从原料到客户端，尹家熏鸡都离不开沟帮子的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而沟帮子镇也借熏鸡产业发展壮大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并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级熏鸡特色小镇项目和辽宁省级熏鸡产业品牌示范区称号。如今，“沟帮子”又成为了企业拥有的商标，可以说，离开了沟帮子镇，尹家熏鸡就不会有空间的繁衍基础，即使因为种种原因尹家熏鸡企业关门倒闭，也有可能会借沟帮子镇再度复兴。由此可见，空间载体的存储功能可以跨越时间，使文化记忆具有较长的稳定性和延展性。
六、结论
“人们所回忆的往日与人们回忆时所立足的当今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32]从沟帮子熏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关系、身份认同、物化痕迹三种要素的功能性角度分析可知，老字号作为一个有记忆栖居的独立个体，其承载的文化记忆发挥着权力、集体与空间载体的社会功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记忆作为老字号有形和无形资产，对老字号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从政府在沟帮子尹家熏鸡濒临破产的关键节点上发挥的能动性可以看出，政府如同一把大伞对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保护功能。从以地名为标的区域品牌角度来讲，沟帮子镇是尹家熏鸡的空间发展基础，对企业的兴盛与复苏都有着重要的唤醒功能。空间载体的存储功能可以跨越时间，使文化记忆具有较长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当然，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两者间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割的边界，现实情况的变化会引发意义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功能记忆的某些内容会因为丧失意义而变成存储记忆，存储记忆的某些内容则因为新意义的赋予而转化为功能记忆。[33]总之，通过物化和非物化的记忆要素互动功能，老字号的文化记忆得以不断沉淀、积累和固化，并在构建和传承过程中不断唤醒和重构，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字号的发展方向。对于具体记忆要素与老字号发展的动能解析，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域、行业和时代特点进行深入研究，这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注释：
①张继焦在《企业人类学——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经济行为》（2017）中提出，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国内一大批学者经过80多年得持续探索，最近几年创新地形成了一套基于国情且适用于中国企业研究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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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Memory Function of Old Brands Based On Enterpris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Take Goubangzi Yinjia Smoked Chicken as Example
WANG Zhuo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memory function is another explor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on old brands with enterprise anthropology.Old brands is the witness and bearer of cultural memory.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oubangziYinjia Smoked Chicken,the storage memory and the functional memory is two modes of cultural memory.They plays three social functions:political relations,identity and materialized traces,through the three elements which are spower,society and space.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cultural memory,a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old brands．
Key words:Old Brands;Cultural Memory;Enterprise Anthropology；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2－008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老字号工匠精神传承研究》(批准号：17BSH141)、2019年辽宁经济发展课题《辽宁“工匠精神”传承创新机制研究》（批准号：2019lslktyb-04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1-21
作者简介：王 焯（1979-），女，辽宁丹东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企业人类学专委会秘书长、辽宁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胡成霞]
标签：记忆论文; 帮子论文; 老字号论文; 文化论文; 企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老字号工匠精神传承研究》(批准号:17BSH141)2019年辽宁经济发展课题《辽宁“工匠精神”传承创新机制研究》(批准号:2019lslktyb-044)阶段性成果论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