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历史叙事中进行中国道德文化基型及其历史更替过程的还原，呈现出不同道德基型的独有特性及其内在联系：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型蕴含道德强制性，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主张道德批判性，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建立在此二者的辩证否定观上，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基于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凸显出的道德通达基本原则，道德领域必然在新时代得到全面清算，现代性道德危机必然被彻底终结。
[关键词]道德文化；基型；历史更替；新时代；通达；必然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德问题是哲学思考的重点，致使宇宙观、认识论和道德观交融一体，密不可分。”[1](P8)可以说，道德文化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骨架，更是中国文化的血肉，是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心的重要维度。然而，通过问卷调查显示：62%的人认为道德仅仅存在于人际之间，38%的人认为道德也适用于个体或者是人与自然之间。这种道德认知上的滞后必然阻碍道德文化的发展，进而影响中国文化自信。所以，在历史叙事中进行中国道德文化基型及其历史更替过程的还原，呈现不同道德基型的独有特性及其内在联系，凸显出新时代中国道德文化基型，强化人民对新时代道德基型的认知至关重要。
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型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在“礼崩乐坏”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西周维新进行了‘伦理’世界的制度化建构，但是春秋时代的天下大乱又解构和颠覆了这个世界。”[2](P11)然而，根据现代的心理补偿机制，正是“礼崩乐坏”这种社会心理上的缺失性烙印激发了该时期思想体系之演变和道德强制特性。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流派如道、儒、法、墨等诸子学说中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伦理思想，他们围绕着道德本原、道德修养、人性论、义利之辩、道德准则、道德评价、道德作用等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透彻、深入的探究。其次，“诸子百家”的主家即儒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正式确立主家地位)在人性论上是德性主义，在价值观上具有道义论的倾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试图将治世诉诸制度安排，倡导道德义务，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与重视道德修养，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路线。“它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1](P17)最后，诸子百家的伦理思想脱离不了“礼崩乐坏”的前置背景，他们思想形式上相互对立的背后隐藏着内在本质上的高度一致：无异乎是对宗法等级制和周礼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无异乎是对西周维新所建构的“伦理”世界向内的深化与再建，无异乎是背负了文化创造的伦理责任与道德担当，提供了基于安身立命、富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方案、中国传统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1](P18)它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型。再者，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传统文化封建礼教政治内涵都是儒家学说的外在显像。所以，儒家作为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成为了旧中国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型的主体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以宗法等级制为根本的周礼主导着意识层面的矛盾运动，思想发展仍是对西周维新所建构的“伦理”世界向内的深化与再建，道德强制性被儒家用以“仁”为核心的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确定下来，并由儒家的正统地位所巩固。因而，自春秋战国起，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至明中叶，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形势没有变，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期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发展和完备皆是儒家主导下的向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型内部的深化与寻求。因此，以“百家争鸣”为起点，先秦哲学至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肯定阶段。
骨髓常规：红系增生旺盛，请结合溶贫相关检查，见图3。外周血涂片回示：可见球形红细胞增多，见图4。流式细胞学：淋巴细胞11.73%，原始区域细胞0.58%,粒细胞60.9%，单核细胞1.74%，有核红细胞 22.86%。入院后予维生素E稳定细胞膜，抗感染，地塞米松封闭抗体，后续放疗联合化疗复查血红蛋白较前明显升高，同时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绝对值恢复正常。
二、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
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3](P10)恰是“百年屈辱”这种民族层次的侮辱性“刺字”酝酿着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死，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失望，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儒家主导下的传统道德基型内在的否定。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期间为民族复兴所进行的尝试本身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否定性。因为它们“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3](P10)其次，矛盾运动中发展成为新事物的西方文化，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它作为世界先进文化冲击旧中国本土文化，所谓先进主要是指在社会形态上的领先。“两种文化及哲学开启碰撞、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哲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4](P9)再次，矛盾运动中发展成为旧事物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落后文化，它腐朽没落之势已成，并在新旧事物矛盾运动的自我否定、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中进一步蓄势。虎门销烟后，林则徐被流放；秉承着“中体为本，西体为用”，打着“自强”“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役中与民族英雄邓世昌共葬；戊戌变法和戊戌六君子一同被斩首；慈禧西逃之旅不复旧中国昔日的天朝荣光，旧中国的主权同圆明园一起烟消云散。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头上压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然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P226)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大势已去。因此，辛亥革命是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它革去了封建主义的命。从此，封建主义暴毙，但凡北洋政府以及伪满洲国等这种“诈尸”“借尸还魂”的勾当皆是逆势而行、背离民意，被人民群众所厌弃，是不可能成功的。最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正如陈独秀痛彻的反思：“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P179)新文化运动之“伦理的觉悟”，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是“打孔家店”的儒学传统反叛(当今学界考量“打倒孔家店”是讹传)，是同封建尊孔复古逆流思想展开的激烈斗争运动，是再造国民人格的人的“自我”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唤醒了人们的民主觉悟，阻止了儒学重返主流意识形态并成为“国教”的可能，同时也粉碎了帝制的复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文化的转型由此而深入到精神价值的层面。”[7](P12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伦理革命中至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道德文化发展史上极其关键的变革时期。在对传统道德文化基型的批判中实现了以“自由”“民主”为内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资本主义内核。直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已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它是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蕴含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批判，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创生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内核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共产主义内核。马克思主义社会更替理论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有一定联系，需要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内核就好比火引，它燃烧所释放的能量恰恰是引发了共产主义内核的燃烧，所以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资本主义内核不断地在向共产主义内核转化。
(6)状态6(t4～t5)：在t4时刻，iLr减小为零，此时关断辅助开关Sa3，可实现零电流关断.然后负载电流I0通过S4和D2续流，电路处于稳态.
人员素质是保障工作人员自身安全和提升工程质量的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在公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需要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在具体的工作开展中，对一线施工人员的素质提升方式为让其了解安全事故引发的后果，并讲解如何对这些事故进行规避，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后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自然会获得提升。对于现场监管人员，培训内容为让其了解各类安保设施的佩戴方式和方法，同时也要让其了解各类机械设备的故障表现形式，通过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的方式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而对于技术人员，施工单位可以建设全面追责制度，并要求这类人员主动研究专业知识以规避工程安全事故，防止在公路的运行中发生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P8)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现“伟大飞跃”的过程中，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彻底革命性。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学界对传统道德基型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事实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先是在“先秦哲学至宋明理学”期间经历了肯定阶段，又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期间经历了否定阶段，最后在中国实现“伟大飞跃”的历程中经历了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型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由此构成了对传统道德文化基型的辩证否定观。然后，中国道德文化对近代道德文化基型进行了批判性变革与辩证性汲取。自新中国成立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革命，包括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革命，此时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内部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转化。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毛主席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个发生“薅社会主义羊毛”事件的时期，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夸大化、绝对化的时期，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内部转化走的是一刀切路线。资本主义内核被完全抑制，共产主义内核被完全发扬，正如朱贻庭先生所言：“‘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得到全面、科学的解释，以至在‘文革’期间给‘四人帮’推行‘个人迷信’、‘现代禁欲主义’以可乘之机”。[1](P524)走向畸形的集体主义。因此，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它发展史上的否定阶段。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也在中国实现“伟大飞跃”的历程中经历了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由此构成了对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辩证否定观。
“势既成乃依理而成。”[8](P206)鸦片战争的前置世界背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现存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腐朽没落之势始源于清朝闭关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形态的落后。
三、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国门并开启了缓慢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腐朽没落之势根源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期间：以儒家为主体，带有道德强制性的传统道德基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虽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直处于激化状态，但是封建主义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他们所进行的变革也未能成功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问题。自鸦片战争起，中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包含了农民阶级的反抗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然而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期七十九年的历程仅仅完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转型上对旧社会形态的批判性革命。事实上，恩格斯对此早有预见：“甲午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人口的整个陈旧社会制度也都在瓦解。”[9](P116)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进行旧社会形态的政治改良运动与阶级斗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理论，“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P228)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规的一条路径。确实，自戊戌变法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首次尝试失败后，资产阶级发动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从政治层面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又发动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从意识层面全方位动摇了封建礼教思想。陈独秀痛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10](P35)似乎，一条救国难于将倾的“资本主义社会”康庄大道已经走出来了。然而，这不过是美好的假象，《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纵观资产阶级的发家史，也是一部无产阶级的血泪史。在资本主义国家眼里，中国无非是一个利益交割的殖民地，无非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巨大市场，无非是一个尚待瓜分的无主“新大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由于先天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进程，只能勾结帝国主义疯狂压榨中国无产阶级。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迫切想走向帝国主义，它是不可能允许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壮大到足够的程度。因此，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反而成为了与帝国主义共同剥削广大无产阶级的罪魁祸首。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转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走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P11)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蕴含着高度的一致：革命任务都是推翻压制社会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旧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后对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进行的全面、彻底的批判。该时期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和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批判过程中，由此构建了蕴含资本主义内核和共产主义内核的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并开启了中国道德文化基型内部的转化过程，即资本主义内核向共产主义内核转化。这也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P208)在道德维度上的体现。因此，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也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否定阶段，更是中国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肯定阶段。
中国道德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已经开始深入到精神价值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着建立在道德人本论基础上反映人性需求的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的凝练显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个中国公民应有之责。这有助于我们自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去。
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永远当作目的看待，决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14](P318)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尊重人性，而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种赤裸裸的金钱至上、利益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15](P34)总的来说，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世界还存在剥削，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可能停止。
家访是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纽带，是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家庭访视是有效的教育措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新的家庭交流方式出现了。它不仅是家访的辅助手段，而且是家访的补充。它已经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教育的一种新方式。学校认识到家长在监督、理解、宣传和协调学校日常管理中的作用，本校因势利导地响应家长需求，开放校园，鼓励并欢迎家长的参与学校学习和生活，本校采取教师主动家访与请家长到学校来校访的方式，加强了家校沟通，优化了教育方式。
中国新时代的道德文化基型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文化基型和近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辩证否定观上。首先，对传统道德文化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丰富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则，即为人的群体性立法。其次，对近代道德文化基型资本主义内核的辩证性汲取，凸显了个人利益，解放了个性自由，即为人的独立性立法。最后，对近代道德文化基型两个维度转换上的批判性变革孕育着“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个性，即为人的类性立法。“人为性与为人性是道德的本质属性。”[11](P29)这说明道德的本质属性是关于人本身的。然而，“人是类性、群体性、个体性三重属性的统一”。[12](P49)结合这两个观点看，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反映了人性的需要，这不仅是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最鲜明的特点，更是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在道德文化上的优越之处。例如，就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13](P16)
四、新时代道德通达之必然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狂妄地断言：“西方的那种人类文明形式，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随着这种文明形式变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历史走向‘终结’。”[16]从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的维度去看，不能满足人性需要的社会制度如何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制度？所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西方霸权主义者的自我鼓吹，是不符合逻辑、歪曲人性的错误论断。由此可见，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在道德文化维度对“西方中心话语”体系进行了精神价值层面的解构，这也是新时代道德通达之必然结果。
道德通达是指在意识寻视中完全展开“道德”的概念域，消除概念域上所有的遮蔽。道德认知未达到“通达”程度，道德认知就会存在遮蔽域，它会导致主体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汉娜·阿伦特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就是这类现象在一定层次上的抽象概括。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沸沸扬扬的江歌事件中刘鑫的所作所为就是“平庸之恶”。主体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必然导致这类异常可怕的后果，马丁·尼莫拉的忏悔诗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此外，主体自身尚存在道德认知的遮蔽域，连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都不能有效地意识到，又如何以身作则对他者进行有效的道德评价？因而，个体道德认知存在遮蔽域必然会导致群体道德秩序失常，这也是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盛行的症结之所在。然而，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呈现了道德通达的基本原则，即道德必须蕴含人的个体性、群体性和类性三个维度。道德通达与该基本原则是“道”与“德”、“体”与“用”的辩证关系，在逻辑上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与道德本质伴生的至善原则，是“自愿”与“自觉”的高度统一。“关于道德的本质研究，成果众多，观点纷纭，有利益论、道义论、功利论、主体论、人为论、工具论等等。”[17]基于这些道德本质所建构的道德运行机制由于未能全面契合道德通达的基本原则，其适用领域往往偏狭化。如：道德工具论者常常忽视道德在人性上的映射，道德自觉往往比较低。这在匿名性的网络虚拟世界中往往成为道德沦丧的诱因。道义论和功利论本质上二律背反，道德道义论在商品经济社会往往被拜物教、拜金教污蔑成道德说教而被打入思想的冷宫，虽然它本身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强制性；道德功利论虽然适用于商品经济社会，能通过道德正、负激励调动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异化人，但是它又如何适用于社会基本公德这类不具有正、负激励机制的领域？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所呈现的是“人为性与为人性”这种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论，所凸显的是“个体性、群体性和类性”三者统一的道德通达基本原则。依据“通行到达”的基本释义，通达是具体的实现，而实现是指在某个领域内完成了由可能性转向必然性的过程。所以，道德通达是指在道德领域内完成了由可能性转向必然性的过程。这个必然性是指基于新时代道德基型凸显出的道德通达基本原则。道德领域必然得到全面清算，所谓现代性道德危机必然被彻底终结。
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形态从封建社会越级跨向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形态变更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现代性道德危机根源于中国道德文化基型的历史更替过程。如樊浩先生指出：“两种相反的判断或主张二元对峙，既高度共识又截然对峙，标志着当今社会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呈现至少已经出现了‘二元体质’。”[2](P6)由于中国近代道德基型内部存在资本主义内核和共产主义内核，并且资本主义内核正不断向共产主义内核转化，直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此，“二元体质”现象只是暂时的。遵循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所凸显的道德通达基本原则，个体的“我”和整体性的“我们”都能在符合人性需要的基础上完全实现。田海平先生对樊浩先生的论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果‘我们’的一体中尚缺乏一种健全的使‘我’得以与‘我们’保持必要距离的文明要素和理性模式，以‘我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和‘暴力’就会肆意膨胀，进而甚至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摧毁‘我’的道德自信和‘我们’的道德合理性。”[18](P10)田海平先生所忧虑的情况曾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然而，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就是田海平先生所预设的那种“文明要素”和“理性模式”。田海平先生不但预设了中国道德文化基型在未来的实现，并且还具体的列出了要解决现代性道德危机所需要应对的两大紧要问题：“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18](P9)他将鲍曼隐喻后现代两种人格类型的“观光者”和“流浪者”抽象为因精神孤独无依而成为本质上的偶在个体，并认为由此会产生道德自由危机。事实上，人成为本质上的偶在个体是商品经济社会下人异化的必然趋势。中国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的资本主义内核向共产主义内核转化就是由这类“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虽然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辩证否定观上的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去除了传统道德文化基型的道德强制性，但它保障了“你应该”范式的绝对命令落脚在自我意识，而不仅仅是外界他者运用“你应该”范式进行的说教。这便达到了“自愿”和“自觉”高度统一下真正的道德自由。此外，他认为伦理一元论与道德多样性的对立导致伦理认同问题。然而，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虽然蕴含着“个体性、群体性和类性”三个维度，但是其实质聚焦在以人为本上，这构成了“一元”和“多样”的辩证统一。
总的来说，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凸显出了道德通达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新时代道德必然能抵达认知的通达状态；根据道德通达基本原则，在道德认知域中，道德领域必然得到全面清算，所谓现代性道德危机必然被彻底终结；学习和认识新时代道德文化基型及其凸显的道德通达基本原则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势在必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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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ReplacementofChineseMoralCulture’sBasicTypeandtheNecessityofMoralUnderstandingintheNewEra
HE Li-gu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6，China )
Abstract：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Chinese moral cultures basic type and its historical replacement process are restored，presenting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ly.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type is compulsive morally while the modern moral type is criticism-oriented. Present moral culture type should b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dual negation of the former two types with revolution charact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oral understanding，which is highlighted by the moral culture’s basic type in new era，the moral field is bound to be fully liquidated，where modern moral crisis must be completely ended.
Keywords： moral culture； basic type； historical replacement；the new era； understanding；necessity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8.009
[收稿日期]2018-10-15
[作者简介]何礼广(1993-)，男，湖南耒阳人，伦理学硕士，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8—0039—06
责任编辑：秦 平
标签：道德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论文; 新时代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