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校园欺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中旁观者行为会影响欺凌的进程。当旁观者倾向于保护受害者时，欺凌行为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当旁观者袖手旁观或对欺凌行为推波助澜时，欺凌行为的强度就会增加，时间就会延长。因此，旁观者的干预在减少和降低校园欺凌事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介绍了旁观者行为的分类、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及心理机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旨在更好地理解旁观者行为并为减少校园欺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校园欺凌；保护者；局外人；旁观者行为；心理机制
1 引言
校园欺凌是指在学校中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个体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造成受害者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的现象(Olweus，1993)。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一种常见的现象，校园欺凌给个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例如，精神疾病等长期的健康问题以及教育困难和不良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等(Brendgen & Poulin，2018；Copeland，Wolke，Angold，& Costello，2013；Kretschmer et al.,2018)。在校园欺凌发生时有六种不同的参与者角色:欺凌者、 被欺凌者、 欺凌协助者、 煽风点火者、 消极旁观者(局外人)和积极旁观者(保护者)(Salmivalli， 1999)。根据参与欺凌事件的性质，可以把六种参与者大致划分为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三种不同的种类。欺凌协助者和煽风点火者都可以归为欺凌者。因为在欺凌发生时，这两种角色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整个欺凌行为的发展，让被欺凌者的身心受到更多的痛苦。此外，除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以外，积极旁观者和消极旁观者都可以归在旁观者的范围内。旁观者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中既不是行凶者也不是受害者的个体(吴妮，2009)。在校园欺凌环境中，旁观者所占的比重最多， 人数也最多(Polanin， Espelage， & Pigott， 2012)。
目前已有研究多从校园欺凌中参与者(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角度出发展开，比如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Wang，Ryoo，Swearer，Turner，& Goldberg，2017)以及干预项目实施后为什么仍然有部分儿童继续被欺凌(Kaufman，Kretschmer，Huitsing & Veenstra，2018)。此外，对校园欺凌干预的启发和建议也多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比如教师在反欺凌计划中所起的作用(Jungert, Piroddi, & Thornberg, 2016； Swift, Hubbard, Bookhout, Grassetti, Smith, & Morrow, 2017；Wood, Smith, Varjas, & Meyers, 2017；Wójcik & Helka, 2018)，很少有研究从如何促进积极旁观者行为的角度出发来系统地研究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然而，校园欺凌行为是一个社会过程，应该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和分析校园欺凌中的不同因素，从而为干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思路和指导性的意见。由于同伴群体中大部分的旁观者比欺凌者更容易受到影响，更加排斥欺凌行为，而且经常通过干预或制止校园欺凌行为来保护受害者(Saarento & Salmivalli， 2015；Salmivalli，2014；Ttofi & Farrington，2011；Twemlow，Fonagy & Sacco，2004； Wójcik & Helka，2018)，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旁观者群体和同伴关系。Ma和Chen(2017)从校园欺凌中参与者的角色(积极旁观者、消极旁观者、欺凌协助者和煽风点火者)出发开展了实证研究后发现，对旁观者进行有效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频率，减轻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程度。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医疗机构还是公益性质的，营利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资金的来源可以包括政府的补贴，医院利润的一定的比例也可以纳入到基金的来源之中。目前,广东省深圳市的部分医院还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即预先扣留职工每月工资的一部分(如100元),在发生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后作为赔偿金,若当年未曾发生,则在年终时一并返还给职工。[6]
可以说，积极旁观者对校园欺凌有正面的影响。然而，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采取或者不采取积极行为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本文旨在通过对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介绍旁观者行为的分类、影响因素及结构模型，以期对未来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旁观者的概念及分类
Latané和Darley(1968)最先对旁观者群体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旁观者效应”的概念。旁观者效应是在特定社会情景下发生的一种心理现象。1964年美国纽约发生了基诺维斯凶杀案。案发期间，有38人听见受害者的呼喊声，看见受害者身处险境，但最后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Latané和Darley发现，在紧急情况下，个体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这就是“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说明，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与在场旁观者人数成反比，即旁观者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Latané & Darley，1968)。
危险紧急情况和校园欺凌中都有旁观者的存在，两者之间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Latané和Darley关注的是危险紧急情况下的旁观者行为，例如，个体在大街上受到生命危险，需要他人的帮助。这是无法预测的，具有随机性。而校园欺凌具有反复性，通过各种线索是可以预知的。尽管两者有些微差异，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第一，两种情境中都有受害者的出现；第二，受害者都需要帮助；第三，两种情境都有潜在的危险。
吴妮(2009)认为，旁观者是在特定的情景中，既不是受害者也没有给受害者造成伤害的个体。旁观者群体中的积极旁观者指安慰、保护和支持被欺凌者的个体。消极旁观者是指忽视和离开校园欺凌现场的个体。不同角色的旁观者在欺凌行为中有不同的表现，积极旁观者在校园欺凌发生时为受害者提供帮助， 保护受害者， 这是积极旁观者行为， 这样的个体可以被称为 “保护者”。 消极旁观者在校园欺凌发生时，把责任推给别人， 不采取行为， 任由欺凌事件发展或者直接离开欺凌现场， 这是消极旁观者行为， 亦称为“局外人”。
3.1.3 道德推脱
目前，我国针对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现象主要有以下一些研究者和研究内容。吴妮(2009)界定了旁观者群体的概念以及各类群体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表现；宋雁慧(2014)从社会心理学和道德伦理的不同视角分析了旁观者不作为的原因；任萍，张云运和周艳云(2018)从积极旁观者所具备的因素和反欺凌项目的特点分析和解释了个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实施保护行为。因此，旁观者在阻止或者加剧校园欺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会根据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互动和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做出不同的反应。当旁观者伸出援手，倾向于保护受害者时，校园欺凌的频率就会降低，从而减少对被欺凌者的伤害。旁观者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者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才有可能在校园欺凌中出手相助，这是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壶天晓、镜心羽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现在没时间解释了。”丁达忍着背部的灼痛，艰难地说道，“接下来，你们将会不定时地开启云织猎影模式。”
3 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
在校园欺凌中，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是理解旁观者做出积极行为的关键。个体不仅会受到共情能力、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班级氛围、人际关系和群体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通过深入探讨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旁观者的影响，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不同因素对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个体的共情能力、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及班级氛围、人际关系和群体规范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发生和发展。那些共情能力较强、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和道德推脱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成为保护者，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旁观者行为。而那些受到不良班级氛围和不良群体规范影响，人际关系不良的个体更容易成为局外人，更容易不作为。然而旁观者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需要用更全面的理论模型来进行综合分析。
3.1 个体因素
3.1.1 共情能力
有研究表明，个体如果可以理解和同情受害者的不幸遭遇并产生共情，就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旁观者行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害者缓解当前的痛苦(Gini，Albiero，Benelli，& Altoè，2008 ；Thornberg，Tenenbaum，Varjas，Meyers，Jungert，& Vanegas，2012)。Tamm和Tulviste(2015)的研究发现，女性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更容易与他人产生共情，也会有更多的保护行为。因此，增加旁观者对被欺凌者的同情心，改变旁观者对被欺凌者的看法，培养旁观者用合理的方式抵制校园欺凌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降低校园欺凌的有效手段之一(Saarenton & Salmivalli，2015)。
3.1.2 自我效能感
3.2.3 群体规范
有数据表明，在旁观者行为中积极旁观者占49%，消极旁观者占46%，支持欺凌者占5%(Datta，Cornell & Huang，2016)。积极旁观者行为在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的频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防止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Polanin，Espelage，& Pigott，2012)，与校园欺凌事件的减少和负面影响相关(Wood，Smith，Varjas，& Meyers，2017)。消极旁观者行为会增加校园欺凌的严重程度，给受害者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也给旁观者带来内疚感和羞耻感(Mazzone，Camodeca，& Salmivalli，2018)。消极旁观者和支持欺凌者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形中推动了校园欺凌行为，但是通过干预可以将这部分群体转变为积极旁观者。而后者通过围观和哄笑，激发了欺凌者的表现欲，使校园欺凌的强度增大，发生次数增多(吴妮，2009)。
近几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不断加快对D2D通信技术的标准化研究工作。3GPP(第三代合作计划)于2011年9月提出了近邻服务研究项目(ProSe SI)，该项目关注D2D通信的具体实现、技术细节和适用场景。Release 12标准针对基于LTE-A核心网平台的D2D通信技术进行探讨，同时也展示了不同的D2D通信场景和需求，如本地数据交换、公共安全服务等[3]。Release 14标准围绕D2D通信进行系统架构和通信协议的详细设计和规范[4]。
道德推脱也是解释旁观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Bandura (1999)指出，道德推脱是个体用合理的道德推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选择性地把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分离，从而继续进行更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例如， 高玲和张舒颉(2017)的研究就发现， 青少年将自己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受害者的过错，从而使自己免除心理上的负担。在学生群体中，当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责任感和较低水平的道德推脱时，他们就会体验到更多羞耻感和罪恶感，就会采取积极的旁观者行为(Caravita，Gini，& Pozzoli，2012)。王兴超和杨继平(2013)的研究也发现，在高道德认同水平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而显著增多。因此，低水平的道德推脱与积极的旁观者行为呈正相关，低水平的道德推脱者有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而高水平的道德推脱与消极的旁观者行为呈正相关，高水平的道德推脱者有更多的消极旁观者行为(Thornberg，Wänström，Hong，& Espelage，2017)。此外，不同程度的道德推脱也存在性别差异，较低水平的道德推脱仅仅和男孩的积极旁观者行为有关。当道德推脱水平较高时，男孩和女孩都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旁观者行为(Thornberg & Jungert，2013；Wang，Ryoo，Swearer，Turner，& Goldberg，2017)。
该段落第二句是论据句，它只是呈现了一个事实：歌手庞麦郎以一首《我的滑板鞋》惊醒了很多当代人。而通过分析，我们恍然大悟：清醒地与时代保持一段距离其实也是真实地表现时代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恰恰赢得时代的共鸣。这样的论据虽然只有一个，但很有说服力。很多考生错误地认为，论据越多越好，其实不然，精当的论据常起到一以当十的效果。
3.2 环境因素
由于校园欺凌是一种群体现象，所以个体所处情境或环境中的不同因素也会有助于理解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这些因素主要有班级氛围、人际关系和群体规范，它们都会对个体是否做出积极的旁观者行为产生影响。
3.2.1 班级氛围
在高度欺凌的班级氛围中，受欢迎的孩子不太可能表现出保护行为，因为他们担心未来自己在班级中受欢迎的程度会下降(Padgett & Notar，2013)。相反，在和谐温暖的班级氛围中，他们会有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他们会保护受害者从而在班级中彰显自己的能力(Peets，Pöyhönen，Juvonen & Salmivalli， 2015)。此外，如果教师能够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班级内就会有更多保护弱小者的行为，学生就会更容易出现积极旁观者行为。如果教师忽视班级内欺凌行为的发生，对学生不能进行有效引导，学生就会出现消极的旁观者行为(Saarento，Boulton，& Salmivalli，2015)。因此，如何在课堂层面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如何对学生进行正向引导从而有效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这是教育领域应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3.2.2 人际关系
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中，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表现。Jenkins和Fredrick(2017)的研究发现，同伴和教师支持水平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在欺凌情境中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当被欺凌者与旁观者有良好的同伴关系时，旁观者就会倾向于做出更多的保护行为；当被欺凌者与旁观者有不良的同伴关系时，旁观者就会更多地不作为(Jenkins & Nickerson，2017；Salmivalli，2014；Thornberg，Wänström，Hong，& Espelage，2017)。如果旁观者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并伸出援助之手，周围的同学也会给他提供帮助，从而间接地帮助了受害者，因而产生了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此外，师生关系和谐，学生就会有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做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师生关系紧张，为了引起教师和长者的关注，学生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欺凌行为(Jungert，Piroddi，& Thornberg，2016；Wood，Smith，Varjas，& Meyers，2017)。因此，人际关系的不同水平能够有效预测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变化。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6个月的血清TNF‐α值均显著低于术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Bandura，1999)。为了决定做某件事情，人们必须相信他们实际上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Bandura，2001)。已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与积极的旁观者行为相关，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与消极的旁观者行为相关(Gini，Albiero，Benelli，& Altoè，2008)。此外，在校园欺凌中，女性比男性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有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Cappadocia，Pepler，Cummings，& Craig，2012；Thornberg & Jungert，2013)。这是因为，在校园欺凌中，当个体感到自己的自我效能感较低时，他们就不会进行有效干预，就会产生消极的旁观者行为。因此，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就会有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反之亦然。
当个体有较高的群体归属感并与群体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时，他才容易被群体接纳(Forsberg & Thornberg，2016；Ploeg，Kretschmer，Salmivalli，& Veenstra，2017)。当个体违反群体规范，他就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外，成为群体排斥的对象。虽然大部分学生在内心深处反对校园欺凌，但由于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他们倾向于保持中立或者鼓动欺凌事件的发生发展，在行为和态度上有所偏差(Salmivalli，1999)。在同伴群体中被群体排斥的个体很容易成为欺负者的目标，因为当别人欺负他时，没有人会帮助他。相反，被群体接纳的个体遭受欺凌时，他的同伴会报复或阻止那些欺负他的人，这样就不会加剧欺凌所带来的伤害(Pouwels， Salmivalli， Saarento， Yh， Lansu， & Cillessen， 2017)。有研究发现，为了和群体保持一致性来寻求群体认同感，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保护行为(Salmivalli， Lagerspetz， 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1996)。这可能因为，女孩更容易形成小团体，在同伴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赵红霞，孙昭，2015)，当欺凌发生时，女孩保护别人，她周围的群体也就更能支持和理解她。因此，符合群体期望并且有较高群体地位的个体更容易做出相应的符合群体规范的行为。
我国商业银行中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例………李勋来，杨海云（4，10）
4 旁观者行为的心理机制
根据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在特定情境中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旁观者行为，以下就是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
4.1 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Five-step Model of Intervention)
旁观者动机框架适用范围广，它不仅能解释校园欺凌现象，也能解释职场欺凌现象。但在探讨干预职场欺凌的有效性方面，仍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后来，Chen，Chang 和 Cheng(2016)对旁观者动机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基于对欺凌环境中旁观者的动机分析，他们为旁观者介入欺凌事件提供了一个防护机制，用于解释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并总结出四个阶段(见图1)。第一，根据周围情况来判定是作保护者还是局外人；第二，如果选择作保护者，根据欺凌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和欺凌者的关系来采取相应的保护策略；第三，欺凌者对保护者的言语恐吓以及欺凌者和保护者的僵持；第四，保护者再次重新评估是否进行干预。
2.5.9 术后尿失禁 暂时性尿失禁一般无需特殊治疗，患者加强括约肌功能锻炼有助于尿控功能尽早恢复。永久性尿失禁一旦发生，临床治疗比较困难，必要时需要使用人工括约肌植入进行治疗。
后来的学者认为，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也可以应用在非紧急情况中(Fischer et al.,2011)，例如，校园欺凌(Nickerson，Aloe，Livingston，& Feeley，2014；Pozzoli, Ang, & Gini，2012)、性骚扰 (Edwards et al., 2017) 和职场欺凌 (Hellemans, Cason, & Casini, 2017)。 Nickerson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能够在校园欺凌中为旁观者干预过程提供有效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针对校园欺凌，一些学者发展出旁观者动机框架及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两个模型。旁观者动机框架通过改变旁观者一系列的心理状态来促使个体做出保护行为(Chen，Chang & Cheng，2016；Thornberg，Tenenbaum，Varjas，Meyers，Jungert，& Vanegas，2012)；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主要在学校背景下通过教师的鼓励与支持来促进个体的保护行为(Wood，Smith，Varjas，& Meyers，2017)。这两个框架模型都能进一步解释旁观者行为的心理机制以及如何激发积极旁观者行为。
4.2 旁观者动机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Bystander Motivation)
在Latané和Darley的五阶段干预模型的基础上， Thornberg， Tenenbaum， Varjas， Meyers， Jungert和Vanegas(2012)首先提出了旁观者动机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of Bystander Motivation)。根据这个框架，旁观者是否提供帮助取决于他们如何评估社会背景和自己的内部调节机制。这些因素包括对个体所受伤害的判断、情感反应、社会评估、道德评估和自我效能的干预程度。
Fischer等人(Fischer et al.,201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责任扩散、评估和从众三种不同的旁观者心理过程。责任扩散是指个体将个人责任分散到旁观者人数的倾向，也就是说，旁观者越多，个体所感受到的责任就越少。评估是指个体在公开行动时会担心被他人批判的心理倾向。个体在采取行动时会害怕犯错误或行为不当，从而引起他人对自己的议论，这使得他们不愿意在危急情况下进行干预。从众是指个体在对当前情况不确定时，依赖他人进行反应的倾向。如果旁观者群体规模大、个体对自己不自信并且要根据周围人的反应倾向来进行自我选择，积极旁观者行为就会减少。个体会认为，周围有这么多人，自己不帮忙也会有别人帮忙。正是因为这种共同的心理，才会导致消极事件的发生。
结构总体方案的构思要建立在整体的概念上，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结构受力状态达到最佳，提高结构的整体性能。把每个构件都放在总体架构环境中考虑，使每个构件和其他构件合理连接，达到规范规定的设计标准，保持整体结构的协调一致性,实现结构的最大效能。
在任何一个阶段，旁观者都有可能根据自身因素或者环境因素来调整他们对校园欺凌的判断和解释，进而对他们最后是否做出干预行为产生影响(Pozzoli, Ang, & Gini，2012)。
图1 旁观者动机框架(Chen，Chang & Cheng， 2016)
旁观者动机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校园欺凌中，个体经历评估进而采取相应干预策略的过程。个体在不同的场景中通过评估和再评估，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个体发现，干预在自身的能力范围之内，就会采取积极旁观者行为；如果个体发现，干预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就会采取消极旁观者行为。
Latané和Darley(1970)根据旁观者效应最早提出了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Five-step Model of Intervention)。他们假设，在进行干预时，旁观者需要经历五个阶段：第一，注意到危急情况；第二，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紧急状态；第三，培养个人责任感；第四，对自己充满信心并相信自己能够提供帮助；第五，决定提供帮助。Latané和Darley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危急情况下个体能否进行干预。当个体发现，所处情境非常危险，欺凌者非常强大，自己需要通过身体接触来进行干预时，个体对受害者进行帮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地铁车辆采用不同的车轮，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LS-DYNA，针对完全相同的两列4节编组地铁列车在不同的载荷类型和轨道类型下发生正面碰撞的情况，建立仿真计算模型，研究弹性轮在碰撞过程中对车辆安全性的影响。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描述了人类自由劳动的一般场景，它具有两种特征：第一，人类劳动具备一种天然的人类劳动价值认同，即劳动首先表现为人通过自身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而与自然的物质能量进行转换的活动，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第二，人类劳动突出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中，人赋予了劳动人的目的、意志和希望。
4.3 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Social Support and Nonsupport: Conceptual Frameworks)
基于Latané和Darley的旁观者五阶段干预模型和Tardy(1985)对社会支持的研究，Wood 等人(2017)提出了校园欺凌中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Social Support and Nonsupport：Conceptual Frameworks)，全面测量、评估并研究了社会支持所包含的内容、旁观者从学校教师处获得的社会支持和不支持因素、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以及干预决策的因素。这个框架包含了社会支持的来源、类型、评估以及自我效能感对积极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四个部分(见图2)。在对旁观者的干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感(Latané & Darley， 1970； Nickerson， Aloe， Livingston， & Feeley， 2014； Pozzoli & Gini，2012)和学生做出保护行为的决定(Thornberg， Tenenbaum， Varjas， Meyers， Jungert， & Vanegas， 2012)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
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表明，社会支持和不支持会对学生的旁观者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校园欺凌环境中社会支持信息的有效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旁观者的自我效能感。当个体体验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时，他们就会采取积极的旁观者行为，为受害者提供帮助。这个过程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校园欺凌的严重后果，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提高保护受害者意愿的自我效能感。相反，如果个体不能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就会采取消极的旁观者行为，在校园欺凌中袖手旁观，也不会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在整个框架模型中，学生的保护能力主要是通过干预信息或者支持信息来提高的。如果没有得到教师的支持，保护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
该框架提供了社会支持和不支持对旁观者自我效能感影响的初步构想，不同类型的支持和不支持都会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旁观者行为。这体现出社会支持和不支持作用于旁观者行为的复杂机制。然而，该理论框架主要从教师这个单一角度出发，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不同区域及不同学校中进行有效验证，并且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理论模型是否适用于群体规范中个体的行为选择(殷融，2018)，以及是否影响了与社会支持相关的干预动机和自我效能感。
图2 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模型(Wood，Smith，Varjas，& Meyers，2017)
5 研究展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旁观者行为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概率。虽然研究者从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着手建构了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不同理论模型，但是目前有关旁观者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缺乏有效的干预理论模型。尽管不同的研究探讨了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但是关于如何促进积极旁观者行为的实证研究却很缺乏。第二，缺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研究。目前对旁观者群体的研究多从个体层面或者同伴群体层面进行展开，忽视了个体在校园欺凌中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第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多采用的自我报告法、同伴提名法和观察法，不能及时对积极旁观者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和后续的监控。针对以上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不断完善。
首先，对旁观者的心理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建立适宜的干预理论模型。干预理论模型可以指导旁观者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缺乏有效可行的理论指导，个体就有可能因为胆怯而不敢做出积极旁观者行为(Chen，Chang，& Cheng，2016)，或出现5岁的消极旁观者不知道如何帮助别人的情形(Plötner， Over， Carpenter， & Tomasello， 2015)。如果个体采用了不当的旁观者干预模式，例如，“以暴制暴”，这不仅不能制止校园欺凌，反而会引发出更多的校园欺凌，使欺凌程度加深。旁观者干预模式的运用是否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差异，是否在不同地域文化间有差异，以及三个不同的旁观者干预模型哪个更有效等问题仍需要在未来通过实证研究继续探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会扩大积极旁观者行为的研究领域，会为未来校园欺凌中积极旁观者行为的干预实践提供有意义的理论指导。
其次，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入手，深入探讨积极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尽管针对积极旁观者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如性别、道德推脱和同伴关系等因素上，缺乏综合、全面和系统的思考。旁观者行为不仅受到单一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群体规范、人际关系和特定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目前，道德推脱是校园欺凌中研究最多的变量之一，它不仅影响了个体的道德认知，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然而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归咎于个体错误的认知倾向还是个体成长环境中的不良影响？因此，研究者需要借鉴生态系统等相关理论深入探讨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以及多个因素的联合作用对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微系统主要包含家庭、父母教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因素。积极旁观者有礼貌并富有同情心。这些特质是否会受到微系统的影响，仍有待继续研究。此外，如果在家庭中儿童处于被溺爱的状态，有家人的细致呵护，那么一旦在学校中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就会产生不满，就不易于与同学建立和谐、亲密的友谊关系，进而会影响到教师对其的正确的引导。这种个体处在校园欺凌情境中，是否会成为消极旁观者有待于在学校这个中间系统中进行探索。最后，亲子关系问题以及部分个体因为曾经遭受过校园欺凌而内化为厌学和社交困难，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是否会受到在场人数的影响，他人的存在是否会影响积极旁观者的想法及保护行为等问题也应该放在微系统和中间系统中进行综合考虑。
最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展开旁观者行为的研究。针对旁观者行为的研究大部分采用自我报告法和同伴提名法的局限，研究者应当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旁观者行为展开相关的研究。积极的旁观者行为应该受到认可，但是当他们采取保护策略之后，后期是否受到欺凌者的报复，是否产生懊悔心理，这些都无从得知。而情景模拟实验、个体追踪调查和访谈法是弥补上述不足的主要手段。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采用情景模拟实验，虚拟校园欺凌环境，观察旁观者的反应并采取追踪调查的方式，提高旁观者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旁观者行为。校园欺凌是一种群体现象，对旁观者开展深度访谈，不仅能收集到具体而详细的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问卷法的不足，使旁观者能敞开心扉，自由表达出内心的想法，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总之，家庭和学校应形成合力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从家庭层面来说，父母要给孩子做出积极的示范作用，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学校角度来说，以社会支持和不支持框架为基础，学校管理层应以传播正能量为抓手，正确引导学生，及时制止不良行为。同时，教师应在班级内开展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活动，使学生之间能形成较高质量的同伴关系，增加学生的班级归属感；此外，可以以旁观者动机框架为理论依据，提高旁观者的应对策略，使他们能够在目击欺凌的同时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在制定欺凌干预措施时，对那些群体受欢迎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准确定位，并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指导，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不失为一种减少欺凌行为的有效方法。
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定制不同的学习任务，明确奋斗的目标。上述三例中，小袁的学习方法欠缺，浅尝辄止，学的不扎实。学习任务中的读、写、练习集中在错例纠正上，学习目标是反复练习、巩固。小李、小江以技能赛英语词汇、句子训练为主要任务，重点完成技能赛必备知识、技能练习，以口语训练作为重点，配以写作练习。小李英语基本功稍好，要求高一些，小江底子薄，就从口语练习上突破，以读、背为主。在听力练习方面同步进行。由于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学习任务，三位同学都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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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chanismofBystanderBehaviorinSchoolBullying
ZHANG Rongrong; DONG Li
(TheDepartmentofPsychology,SchoolofEducationScience,XinjiangNormalUniversity,Urumqi830017,China;TheKeyLaboratoryofMentalDevelopmentandLearningScience,XinjiangNormalUniversity,Urumqi830017,China)
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which bystander behavior will affect the process. When bystanders tend to protect the victim, bullying would be reduced. When bystanders stand by or encourage bullying,the intensity of bullying would increase and the time would increase. Therefore,bystan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school bullying.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searches of bystander in bullying behavio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bystander behavior and provid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bystander behavior and reduce school bullying better.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protector;outsider;bystander behavior;psychological mechanism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2.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MZ080)。
通讯作者: 董莉, E-mail: hattiedl@126.com
标签：旁观者论文; 校园论文; 个体论文; 因素论文; 群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应用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MZ080)论文;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论文; 新疆师范大学心智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