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信念伦理”；“网络底线”；网络伦理价值体系
网络自诞生以来，已深层次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生活方式，整个地球已从“老死不相往来”的大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迅速地被广泛应用，网络也成为现时代发展活力最为集中的社会区域，人类在享受其带来莫大便利和福祉的同时，也面临着由网络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危机。于是网络文化领域的问题成为全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在我国连续举办了五届，而且对于每一届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了重要指示。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讲话中，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赢。”［1］2015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又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P534）2016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视频讲话中，着重强调要“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3］。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贺信中指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做到发展共同推进、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4］。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贺信中，肯定了“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主题的意义，并且主张：世界各国虽然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各国应该以共进为动力，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5］。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次都对世界互联网大会作出了重要指示，足见国家领导人对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视。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而且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内在的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和危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如何直面现时代网络伦理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而给出时代性的解答，如何推动网络空间领域公平正义、尊重有序、创新共享，如何重构网络伦理价值体系，让互联网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是我们伦理文化研究工作者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
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重构网络伦理价值体系，首先必须厘清网络伦理的客观真实境遇。目前，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正置身于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之中，网络信息传播危机、网络隐私危机、网络舆论危机等无时无刻不在充斥着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直接导致“网络伦理底线”不断地受到新的挑战而呈现出日趋不断下降的态势。当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应用意义上的“网络伦理底线”是必需的，但是，网络社会如果没有“信念伦理”的内核凝聚和支撑，“网络伦理底线”必然会遭遇非道德性的质疑，网络道德善恶价值导向必然会趋向于模糊和混乱，这对于当今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整体而言危害是相当大的。所以，即使为了能够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必须要重构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本文不揣冒昧，试图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这一学术前沿问题做一次尝试性的检视，以供方家参考和批评。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是指冠状位弯曲＞10°并伴有椎体旋转的一种脊柱三维畸形［1］。AIS的病因仍然未知，双胞胎研究和家族聚集研究显示遗传作用在AIS的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4］。但截至目前，只有AKAP2基因和POC5基因被证实可以导致AIS［5-6］。此外，几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确定GPR126、CHL1和LBX1基因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与AIS发生相关［7-8］。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AIS具有遗传异质性。本研究试图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汉族AIS患者中呈复合杂合隐性遗传的致病基因。
一、“网络底线”不断下降
早在2013年8月，我国互联网大会为了维护网络的整体有序运转，颁布了“七条底线”，旨在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七条底线”分别从道德风尚、信息真实性、社会公共秩序、公民合法权益、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法律法规七个方面对网络底线制定了具体的规范。继此之后，《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又于2014年8月7日得以颁布，业界将这一规定称为“微信十条”。“微信十条”首次将“七条底线”作为微信等新型即时通信工具内容传播基本要求，纳入管理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并写入微信用户协议，因此“七条底线”又得以重申。在“微信十条”发布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而又连续颁布了另外两个“十条”，即《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也就是“账号十条”，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也就是“约谈十条”。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七条底线”、“三个十条”等方面的网络倡议与立法规范，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时期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客观挑战日新月异，致使目前触碰上述各种底线的网络言论和行为依然大量存在，可以说上述各种网络底线均已在不同程度地趋于下降。暂时抛开其他六个领域的底线，专门把视角锁定在“道德风尚底线”领域，就不难发现这一底线的下降程度更是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一领域的下降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从理论角度而言，在当今网络社会，选择何种道德价值理想体系让广大网络主体予以信仰，并且如何佐证这种道德理想信仰的精神依据和根源，是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中最具重要性的前提性问题。回答这一前提性问题，有必要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定位进行理性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曾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所存有的各种文化之中的文化之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局角度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和客观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恩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9］“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0］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传统文化价值方向性的指示，必须很好地落实到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重构的进程之中。因为，回溯和探究传统文化往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新阶段遇到道德困境之后进行反思的一种道德直觉方向，而且道德困惑程度愈深，对传统文化的回溯和探究也就愈发深刻和全面。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资源的再发掘，对于网络主体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和精神家园的建立，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从“网络底线”的下降与“信念伦理”普遍缺失的客观现状之中，可以很欣喜地发现，当代信念伦理体系重建所需要的思想理念支撑和文化内核资源，已经潜在地被包含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方方面面之中。因此，网络主体内在“信念伦理”力量的源泉，必然要溯源于和归根于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当所有网络主体发现传统伦理文化的本心之后，如能针对现代文明对“信念伦理”的时代呼唤做出积极能动的反应，并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不断地坚持寻求，就必然能找到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最真实的声音和愿景。
实现网络主体道德自律的路径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网络主体可以从反思自我内心的真实道德需要出发，洞察当今网络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摒弃网络恶念，明辨自我的道德权利、道德义务，加强道德实践，提升自我的道德人格境界，最终趋向于道德自律的实现。对于实现网络主体道德自律的路径，尤其有必要借鉴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和精神理念。《礼记·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是道德主体自觉实践的道德行为，可以激发出主体在道德自律方面的自我严格要求精神，体现出道德主体内心信念的作用。可以说，网络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更加呼唤以“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因为，网络主体的面具化、匿名化、数字化和符号化等，使得网络主体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隐匿性。现有的制度法规和技术管制等一系列外在他律手段已经无法实现原有的社会效应，因为网络主体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古代“慎独”的那种别人不得见、不得闻的隐秘境地和独处环境之中，致使以往对道德个体起重大作用的社会舆论等手段很难在当今网络主体之间发挥以前的道德协调效力，因而对于网络主体的控制和监督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可见，当代网络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必然要从依靠外在他律逐渐转向依靠网络主体道德自觉性，以实现网络环境的正常健康运行。古代“慎独”的理念恰恰高度强调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这一点也正是当代网络主体道德自觉性的内在要求。所以，目前网络主体之间伦理关系的健康维系，不能单单依靠外在他律，反而更要依靠网络主体带有“慎独”精神的道德自律来达成。
工程问题设计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实践…………………孙秀桂，张洪斌，彭建荣，孙江波（37）
其三，网络舆论伦理底线的下降。网络主体个人的影响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而得以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膨胀。这当然在促进公民个体自由民主参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扩张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可以随时引发网络舆论危机的蔓延和恶化。尤其是微信和抖音等现代自媒体式样的网络社交媒介的迅速兴起又给网络舆论创设了更快捷的手段和条件，致使网络舆论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倍增。比如典型的“罗一笑”事件被广大网络主体利用微信为主的媒介予以大量转发而迅速引发的舆论混乱等。此类事件足可透视出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负面性，甚至偏激的轻易性，一旦引导不当则随时可以触碰网络舆论底线，而且，当前破坏网络舆论底线而引发的网络曝光事件又“具有规模性、冲突性、集群性、制度外行动、人民内部矛盾等特征；它的发生空间在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民、客体是适合网络传播的热点事件、形式是意见的网络汇聚”［6］。所以，网络舆论事件群体性特征的日益凸显构成了当前社会性新型危机的主要形态，容易引发混乱和社会窘境，甚至是社会舆论失控性灾难，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现实发展的态势。
二、“信念伦理”的当代境遇
当今社会，不仅其发展速度日新月异，而且伴随着折叠化和扁平化等崭新趋势，由此引发了人们新时代的“信念危机”，并且“信念危机”问题呈现出日益凸显而紧迫的趋势。“信念危机”是时代挑战，同时也是发展机遇，如果期望于“信念危机”的挑战能得以化解并且能将其转变成为谋求发展机遇的开端，就必须认真思考“信念危机”中最核心层面的问题。“信念危机”中最深层次的核心危机就是“信念伦理”层面的危机，具体到网络文化领域中而言，“信念伦理”层面的危机又是当前网络文化领域中最为显性和迫切的危机，因此，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强调和重建“信念伦理”对于坚守“网络底线”是必须的、重要的和紧迫的。
尤其是目前网络主体大多处于道德理想层次过低，甚至没有任何道德理想可言的境地，更是有必要回归和高扬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信念。《易经》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因此，当前有必要借鉴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的终极关怀层面的理想境界，进一步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为现代网络伦理发展所汲取的信念伦理层面的内在精神养料。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成贤、成圣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就是信念伦理在当时社会中最好的外化践行模式。孔子首先倡导“君子”、“圣人”等道德人格理想，后来由孟子、荀子等继续传承和发挥。他们对于“君子”、“圣人”等道德人格理想的界定尽管各有异同，但他们都强调了“圣人”、“君子”等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道德理想信念意识。这种儒家道德价值体系对道德理想在信念层面的意识强化和引导塑造，完全可以借鉴于引领和激励现代社会网络主体的信念追求和人格导向。也就是说，回归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信念的构建模式，并使之发扬光大，对于网络主体道德信仰体系的重塑无疑具有精神导向性的唤醒价值和引领作用。
重建“信念伦理”体系是新时代尚未得以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新时代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本上已经跟随于时代的需求节奏进行了有效的全面改革和完善，但是文化层面尤其是“信念伦理”的文化层面某种程度是滞后于新时代的需求和呼唤的。“信念伦理”的重建就是要致力于很好地回应当代社会应该构建何种文化和理想。当然旧时乌托邦式的虚空理想自然会被新时代所抛弃，但是普遍没有道德文化理想的状态对于整个社会主体的精神发展而言是不现实的。因为，正如尼采所认为的“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7］（P76）。另外，德谟克利特也曾主张，人们“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8］（P83）。可见在尼采和德谟克利特看来，人必须要保持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格尊严，要保持应有的信念和理想。当然，这不是变相的主张把理想主义趋于泛化和虚化，不是新时期的乌托邦，而是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着自然的良善层面的完善自我人格的需要，整个社会也有着朝着积极文化精神方向发展的需求，而满足这些社会个体和整体的需要，最直接和根本的就是把应有的“信念伦理”价值体系重新建构起来。由此，足见重建“信念伦理”的重要意义。具体到网络文化领域而言，重建“信念伦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整个网络社会发展的时代积蓄和内在呼唤。“信念伦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展示它对于坚守包括“网络底线”在内的所有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以及对于涤荡整个网络伦理生活的负面腐朽，同时正向引导和激励网络伦理文化朝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当代网络主体“信念伦理”构建路径
我国正在尽力推动自动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即将柔性制造同工业机器人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问题。在未来工业机器人主要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精密化、柔性化、智能化和软件应用开发为一体的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从而达到对工业生产过程实施检测、控制、优化和调动等全过程的自动化管理。如机器人动力学及仿真等先进的制造技术，实现工业机器人的综合性发展。这对于面向现代柔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高精度控制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持，我国将全力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工业机器人满足社会生产需求。
计算采用SATWE，程序中选择按中震（大震）不屈服进行结构设计。验算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按中震取值（2.8倍小震=2.8×0.04=0.112），不考虑地震组合内力调整，荷载作用分项系数取1.0，组合值系数不变，材料强度取值标准值，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1.0。底部加强区墙肢按中震不屈服及多遇地震（一级）分析结果的较大值进行设计。验算表明主要墙肢在此种工况下不出现整体受拉情况，保证了墙肢抗剪的有效性。
其一，网络传播伦理底线的下降。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和迅速本应是造福社会的优势，可是目前大量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为之的不良有害信息以“病毒式”模式迅速扩散，这不仅使得网络存储资源被此类信息大量占有和内耗，网络运行效率因此而被无形降低，网络环境的纯洁性和有序性由此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更严重的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层面的纷扰与误导，甚至是精神陷阱和价值灾难。比如网络上随时随处可见的垃圾邮件信息、造谣诽谤信息、暴力色情信息、恶意不雅照片和视频等正在肆意地大范围和多渠道进行传播和蔓延，使得网络主体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动地接受此类网络信息的无限裹挟和无限催眠的传播风险之中，这对其精神健康、理性决策甚至是生命安全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无形的挑战性和潜在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危害更大。因为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其辨别力和判断力还尚未成熟和稳定，其自制力尚且不健全和不完善，面对纷繁芜杂的网络信息，一旦被虚假的不良信息入侵和武装，则容易先入为主，影响其精神层面的纯洁性和价值观体系的高尚性，甚至可能影响其正确人生发展方向的选取与决策。
既然“信念伦理”处于普遍缺失的当代境遇，同时“网络底线”的坚守又必须建立在“信念伦理”重建的基础之上，因此网络伦理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构建路径问题。对于构建路径，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毋庸讳言，“信念伦理”在当代的境遇一言以蔽之就是处于一种普遍缺失的客观状态。人与人之间道德冷漠的冰冷程度的不断加深一再打击着人们内心善端的应有浮现和外化践行，这正是“信念伦理”普遍缺失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应急反应和保守实践。人们的这种道德内心状态，从宏观层面来讲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民族正气的彰显，会影响到我国当代伦理道德文化领域的积极发展和新时代转型。因为，这种道德内心状态会对社会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报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健康积极发展缺乏应有的文化安全感，对整个政府伦理体系的建构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应有的信心。另外，从微观层面来讲，人们的这种道德心理紧张和道德纠结状态，会导致个体精神世界普遍的疏离、冷漠、虚无等无序状态，会让不同领域的道德个体不断丧失其应有的道德敬畏感，甚至不惜刻意寻求现存道德规范的疏漏和不足，公然无视和直接忽略伦理道德制约，去一心盲目谋求物质和感官等利益和享受的最大化和奢靡化。可见，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当今社会的“信念伦理”体系在文化与精神层面都在不断趋于平面化和扁平化，同时底线伦理也在另一端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当然，也无需去反对理论体系层面对底线伦理最初基于普遍应用层面的建构设想，但是必须正视底线伦理正在不断地下降这一社会事实，并且思考真正的底线伦理存在的应有场域和如何在新时代环境中坚守住真正的底线伦理，不然底线伦理将不复再是伦理的底线，而会逐步流于非道德性的虚空，因此，为了坚守伦理底线，必须从深层次社会信仰的层面入手，把应有的“信念伦理”体系重新建构起来。
（二）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道德自律，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认知、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愿自觉发自本心做出向善的道德行为选择，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道德自律一经形成，继而能促使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逐步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心信念，并且鼓舞起道德主体的勇气和毅力对这种信念予以坚持并稳固，最终实现笃定道德信仰的效果。“网络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担负着道德责任，成熟理性主体所享受的自由都是合理的和正当的，都是自律的而不是放任的和随意的。”［11］网络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从道德实施主体角度而言，较之于以往传统现实社会，更是而且必须是道德自律性更强的伦理道德体系。因为，网络社会对于传统社会道德主体以服从为主导的道德体系已经提出严峻挑战，用旧的服从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网络道德环境，只有内化为道德习惯和升华为道德信念的道德自律，才是网络道德体系重建所必需的，才能更有效地约束网络主体的各种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
对接会期间，云南中行安排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参会客户签到，并根据客户需求变化现场寻找适合展商进行配对洽谈。场外支持人员实时与总分行联系人，协助客户解决参会途中和现场洽谈遇到的困难。按照每天会务轮次，提前与参会客户建立分组微信联系群，在群内发送详细的入场攻略、会议流程、对接安排等信息，并及时收集客户提出的问题和需求，落实后予以在线解答和落实，得到了参会客户的高度认可。
其二，网络隐私伦理底线的下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采集个人信息变得相当地轻而易举，这严重挑战着个人隐私伦理领域的底线。互联网发展早期，网络主体的身份隐匿性可以形象地借用一幅漫画的标题来说明，即1993年7月5日《纽约客》刊出的由彼得·施泰纳（Peter Steiner）创作的一副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是随着网络时代地不断推进，各种监测软件和探嗅工具等程序和软件的正常和非正常地使用，使得关于一个网络主体在网络上的各种所言所行很容易综合汇编成关于此人的个人大数据。个人大数据时代已经日趋变成了客观现实，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很轻易而且准确地得知此人的爱好、习惯、社交等各种信息，于是个人信息随时随地都存在受到泄露和侵犯的可能性。这种侵犯，轻者可以变成商家根据网络主体喜好来牟利的手段，如个人信息被无端泄露或者出售给销售商，而致使骚扰电话满天飞，以至于现代人看到来电是陌生号码就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接，基本都是骚扰电话；如果不接，又唯恐耽误了正常事务的联络。这种侵犯，重者，如人肉搜索之类的民间网络暴力带来的隐私过度暴露和深度侵犯等，则可以给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干扰，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并危及生命安全。
在当今网络伦理过度强调“网络底线”的大环境下，要求网络主体实现“慎独”的道德自律境界似乎是不太现实的过高要求，但是在网络社会的长期道德实践已经证明了当代网络伦理的法规和技术等效用不理想甚至普遍失效的境遇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高扬网络主体的以“慎独”精神为主导的道德自律。高扬网络主体“慎独”精神的可能性，可以从人们亘古不变的对道德自我完善需要地不断追求中找到依据和动力。传统社会主体的高度道德自律，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当时对高层次的“君子”等道德楷模的追求和推崇，从而为“慎独”创造了很好的主体性的道德场域和条件。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广大网络主体同样拥有对道德境界追求的潜在需求，因此从网络主体道德心理和道德需求角度，是有可能在当代网络社会中以崭新的形式继承和高扬“慎独”精神的，从而最终实现网络主体高度的网络自律。具体而言，网络主体的这种道德自律可以表现为现代版的“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自觉抵制点击和观看网络上不健康的信息资源；自觉抵制听取不雅音讯和音频等；自觉抵制使用不良网络用语，不随意在网络上乱言和妄言；自觉抵制随意传播不实网络信息，不进行一切网络伤害甚至是犯罪行为等等。总之，借鉴传统文化中“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利于加强网络主体的内在精神和境界的历练和提升，从而内在形成一种道德信仰，并且逐渐趋于笃定和稳固。
（三）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现代网络社会的底线之所以被不断触碰并日趋下降，对网络主体道德情感的关注和重视不够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忽视了情感和信仰的基础的共同人格理想是不充分的。它无助于预防精神无归和道德沦丧的危险，例如，无意义感、虚无主义和毫无顾忌的自私自利。”［12］（P118）道德教育的最终旨归必然会落脚于道德主体的情感教育的层面，因为没有道德情感的道德主体是无法建构起其应有的道德信仰体系的，自然也就不会有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
必须确保母线槽安装位置的正确性并确保可靠性，确保已安装水平和垂直对齐。另外，母线槽的安装距离应保持合理，以保证后期维护工作的便利性。在安装时，用于连接公交专用道的螺旋接头不应放置在地板上，距离地板或地板至少600mm。在特定连接过程中，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段连接措施。在公交专用道的安装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对公交专用道产品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在电气设备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母线壳体损坏或任何水流入现象的可能性，在公交专用道的安装质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道德实践上看，如何形成网络主体对伦理价值体系及其道德理想目标的建构和信服，并使网络主体确信这种伦理价值体系及其道德理想目标的依据或理由，是必须解决的客观问题。培养道德情感是其中一条重要路径。因为培养道德情感有助于人们伦理信念的形成，这已为伦理道德发展的客观实践所检验。因为没有道德情感，道德认识就无法深化，就不能体验道德感受，也就不能促使道德认识转化和升华为道德信念。培育良好的道德情感，道德主体才能让道德认识植根于心中，才能让道德原则等具备应有的活力，促使符合人性情感的道德信念的形成。否则，长期被动地服从道德要求的道德主体，不可能将道德理智和个人情感进行统一，伦理道德最终也只能是枯燥无味和徒有其表，甚至会有害于道德主体健康人格的养成。
如何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目前可以结合对网络主体德福一致幸福观的引导来进一步开展，以促使网络主体从幸福观角度形成对道德予以追求的精神动力，最终实现激励其伦理信仰持久性的目的。所有教育的目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都最终指向着人的幸福。重塑德福一致的幸福观，有助于网络社会信念伦理的重塑。道德与幸福本应是相互一致的正相关的辩证关系：道德是幸福的条件，道德之人最终必定是幸福之人；道德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道德的结果。但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尤其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德福相悖的现象一再出现，并且呈现出更加严重的趋势。诸多无德却有福的社会案例，极大地损伤了网络主体的道德心理，严重冲击了其对伦理信仰的坚守。罗素认为：“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心理”［13］（P67）。不消除这种德福分离和相悖的道德认知心理的负面影响，网络主体会受困和纠结于德福的本质和关系，无法很顺利地建立其正确的信念伦理价值体系，进而会影响到网络主体在道德选择时向善的坚定性和果断性，最终会导致网络主体幸福观的无法确定或者虚假建构。因此，重塑德福一致、德福合一的幸福观，有利于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进而会最终有利于其伦理信仰持久性的激发。
总之，如果厘清了当代“网络底线”不断下降的客观境遇，同时理解和认同了重建“信念伦理”是坚守“网络底线”的对症良药，并以此为前提积极寻求重建“信念伦理”的路径和方法，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响应党中央“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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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Belief Ethics” and sticking to the “Network Bottom Line”——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twork Ethical Valu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Space Destiny Community”
GUO Liang－ji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in many speeches that he should “Build a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cyberspac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idea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we must rely on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ethics．This kind of support should be the innermost spiritual foundation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yberspace destiny”．The call for the er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yberspace destiny” is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for the field of network ethics．Needless to say，the current status of network ethics in the modern era is not optimistic，and even presents various new dilemmas and crises．To adhere to the “Network Bottom Line” and get rid of the network ethical culture crisis，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missions is to rebuild the “Belief Ethics” of the network subject．The effective ways to reconstruct the “Belief Ethics” of the network main body are：re－recognizing and excava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moral belief resources，awakening and reshaping the moral ideal beliefs of the network subject；improving the moral self－discipline ability of the network subject to determine its moral beliefs；Cultivate the moral emotions of the network subject to stimulate the persistence of their moral beliefs．If these aspects can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then sticking to the “Network Bottom Line” i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Belief Ethic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most desirable vision for the network ethical value system under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yberspace Destiny”．
Keywords：“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yberspace Destiny”；“belief ethics”；“network bottom line”；network ethical value system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71－07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14BZX08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研究”（14SZB001）
作者简介：郭良婧，女，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昆
标签：网络论文; 道德论文; 伦理论文; 主体论文; 信念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 (14BZX08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研究"; (14SZB001)论文; 南京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