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作链接式解读，将呈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得以实现的全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进行了由表及里的链接式批判，为《资本论》中对诸类拜物教观念批判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资本论》对诸类拜物教观念的批判清晰地呈现出双重维度，标志着马克思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完成。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
一、问题的缘起：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发生学考察
学界通常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批判上实现的存在论革命是他所掀起的哲学革命的核心要义。但这场革命的酝酿远早于此。实质上，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及实践原则时，要求意识形态批判深入存在论根基已经成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区别于费尔巴哈之处。这种区别外显为思维方法的不同。费尔巴哈将宗教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基础，试图从中分析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而在马克思看来，仅仅将宗教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基础远远不够，重要的在于追问宗教的存续之于世俗基础的历史必需性。“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1]因此，仅仅揭示宗教幻象的世俗基础的批判本身欠缺原则高度，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反其道而行之，从现实生活形式中引申出它的天国形式，即从世俗基础引申出意识形态才是唯一唯物主义的方法。正是通过将对意识形态的考量纳入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为其意识形态批判奠定了存在论批判的基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2]也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观念形态的代名词，究其实质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观念表现，诸种观念形态所呈现的分裂与矛盾不过是现实生活过程中内在分裂与矛盾所必然引发的“副现象”。
政府间的关系是城市更新过程能否成败的关键。城市政府的“行政区行政”，即基于单位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城市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陈瑞莲，2006)，很大程度上促使城市政府成为只关注本地区事务区域性“增长机器”。如前所述，中央政府的体制性缺失，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环境治理等长远和全局利益方面较易形成城市政府施政的忽视或冷漠，最终形成原本属于国家与全局的利益在现实体制下只能由城市政府来维护和代表的局面。
从辛镇-广利地区探井的测试结果看，压力受构造控制明显，多条北东向断层构成王家岗断裂带泄压明显，控制了超压边界，西北洼陷区域压力系数大于1.6，辛176地区则达到1.8，向南越过王家岗断裂带迅速过渡为常压（图3）。地层压力与构造、储层一起，控制了本区的油气成藏，为流体的运移提供了重要的运移动力。
对于抛填片石黏土填充溶洞的情况，在灌注混凝土时，因混凝土比重大于泥浆比重，尤其是桩灌注接近完成时，溶洞区域土壁受到最大的挤压力，此挤压力为冲孔过程中泥浆压力的两倍有余，可能冲垮溶洞内土壁，造成混凝土流失，严重时形成断桩。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定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批判基调，回答的是理论原则层面意识形态批判达至存在论革命何以可能，那么，《资本论》①《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出于表述上简洁的考虑，以下论述中使用《资本论》之处皆指《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手稿则是将这种理论原则运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范，呈现的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何以实现。在阐析《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时，学界通常的做法是聚焦于《资本论》。然而，就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而言，相较于沿着他叙述的道路直接考察现成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探究这一革命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呈现的过程本身。越过思想形成过程，直接考察思想结果是研究中易犯的通病。而在黑格尔看来，赤裸的结果不过是丢开了倾向的僵死之物。“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3]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发生，集中体现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以下分别简称《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及至《资本论》链接式、层层推进的理论阐释中。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深入到了对该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批判。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作链接式解读，旨在对马克思达至存在论革命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作发生学的考察，呈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得以实现的全过程。
二、学理基础的奠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物质基础和现实需要
在揭示货币本质与生成序列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历史分析，阐明在该种生活中意识形态何以成为必需。马克思以前述对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变动形式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揭示为基础，追溯货币生成的前提条件，进而分析货币生成后个人依赖关系普遍化的状况，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分析出发引导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必需性。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前提条件入手进行了深入阐析。从商品到交换价值转化的实现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二是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而这两个前提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才能满足。对于生产者之间的依赖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自顾自地追求自身利益，但客观结果有助于普遍利益的实现。而在马克思看来，关键并不在于每个人追求私利的客观效果，而在于私人利益性质的变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利益本身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而且唯有遵从社会既定的条件、利用社会提供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私人利益。个人之间的这种全面依赖构成他们的基本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是每个人必须生产交换价值，或者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这种交换的普遍性造就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交换状况下，人的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统统被打破，每个人似乎是独立自由地参加社会交往、进行社会交换，但这仅仅是在不考虑个人生存条件前提下的观点。若对外部关系和条件进行具体的考察，则个人从属于这些关系和条件，这些关系和条件为人的依赖关系的存续造就普遍的基础，使得个人不仅在现实中受到物质关系的支配，也受到抽象观念的支配。易言之，现实社会生活中物质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观念的统治具有内在关联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7]。在这里，马克思实质上理清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历史必需性：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哲学家会认为新的时代将为观念所统治，这种时代受观念统治的观点，正是社会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不仅持有这种观念永恒性的信念，而且会千方百计地加强和扶持这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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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追究货币的产生入手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物质基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揭开拜物教假象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严格意义上说，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程度发展、商品经济关系日渐活跃的产物。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程中遥遥领先的事实，政治经济学首先在英国获得长足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威廉·配第对经济生活中一般规律的发现开始，经亚当·斯密创立较为完备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至大卫·李嘉图改造与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财富与其社会来源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出来——将利息视为利润的一部分，将地租视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将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18]。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使它得以揭示商品的价值量的秘密，这是它的伟大功绩。然而，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诸如李嘉图之类，依然束缚在他们加以揭露和批判的拜物教假象中。李嘉图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将这种对立视为自然规律，表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立场的局限无法解释上述矛盾的存在，这是它自身无法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对货币本质的上述分析，追本溯源将自身经济分析的原点确定为商品，进而深入揭示货币的产生过程。商品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存在，当其作为产品时呈现的是一种自然存在，当其作为交换价值时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纯经济存在。这种二重性预设了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无法相互交换的可能性。由于商品存在的二重性，商品交换分裂为买和卖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实际交换过程的完成需要一种中介，商品需要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由于交换价值必须以某种纯粹形式加以确定，货币得以产生，交换价值由此在货币上取得自身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变动形式可被简单概括为：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5]，形成“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序列。
韦俊贤表示，今年年底前康师傅将帮助康巴诺尔地区建立类似的蔬菜基地29.5万亩，将带动更多农民脱贫，康师傅也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绿色无公害的优质蔬菜。据悉，康师傅将以康巴诺尔蔬菜基地为样板，逐步建造更多产品原料种植基地，为当地农民提供从培训种植、采摘加工到企业收购的一站式服务。在精准扶贫的同时，也让企业供应链前移，进一步增强对原材料的把控能力。
货币产生于商品二重属性间的矛盾，货币与商品的内在联系首次被揭示出来。但马克思并未于商品的二重性止步不前，而是进一步将这种二重性追溯到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体。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意义重大，马克思本人视之为“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6]、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李嘉图等人拘泥于劳动本身来分析劳动，自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秘密。唯有马克思深入生产劳动的二重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究其实质不过是这种内在矛盾的观念表现。
（二）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分析出发阐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需要
“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实现了伟大的革命，那么实际的革命过程都发生在他的手稿中。”[4]同理，如果说《资本论》集中展示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现象学，那么实际的革命过程发生在《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中。前者是《资本论》最初的草稿，共有七大稿本。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
三、零散形态的探索：货币崇拜和资本拜物教初步批判
《1857—1858年手稿》理清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物质基础与现实需要，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关系是一种同构关系，为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展开奠定了学理基础。从《1857—1858年手稿》到《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对以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链接式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虽以零散的形态出现，却为此后《资本论》实现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铺平了道路。
《1857—1858年手稿》初步分析了货币崇拜的现实基础，继而在分析资本拜物教时首次明确界定拜物教。在这一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尚未明确提出拜物教概念，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崇拜进行了批判，可视为拜物教批判的前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在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职能上超出简单流通的范围，甚至成为目的本身。在商品世界里，与个体对自然财富的占有表现出占有者的性情、爱好、利益的一定特性相反，个体对货币的占有与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毫无关系，货币与个人表现为与其个性毫无联系的“纯粹偶然的”物的关系。但正是这种与个人是物的关系的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8]。对货币的崇拜造就了源源不断的金银积累，以及禁欲主义和自我牺牲。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货币崇拜，也存在资本崇拜。在《资本章》中，马克思首次对拜物教概念①关于马克思此前对拜物教概念的使用，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 页。作出了明确界定：“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9]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开始以“拜物教”取代“意识形态”概念。拜物教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观念将物神秘化，使人陷入对物的自然属性的崇拜，但这种表面看来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规定性实质上是人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持有一种资本能自行再生产、是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10]的观念。将资本视为纯粹自行增长的价值这一观念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尚未弄清楚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资本增殖的秘密，不理解资本的存在依附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作为一种对物的神秘化，其产生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状况直接相关。只有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才不会出现将社会关系归之于物的做法，才能真正摆脱拜物教的困扰。拜物教对于物的神秘化的另一面是人的异化、空虚化。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成熟阶段，人的内在本质的发挥这一对象化过程表现为人的本质的全面空虚化，人的本质的普遍的对象化表现为全面的异化。
1820—1830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矛盾的加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抛弃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科学成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庸俗化时期。在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表达价值和财富一般的构成及其各自来源的“三位一体”公式①萨伊认为，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构成“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公式即“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9]。这种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观念形式就是拜物教、“庸人的宗教”。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科学性与庸俗性呈现此消彼长的状况，这一学说不仅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对立面的矛盾也日渐显露，庸俗经济学家愈来愈有意识地成为辩护者。以萨伊和巴师夏为例，前者因庸俗经济学仍处于发展早期，依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解决经济问题，后者却成为职业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力图用自己的论据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合口味的方面消除掉”[20]。
值得一提的是，《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开启了对货币崇拜和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批判，但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整体性批判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作为对既往15年经济学研究历程所得成果的首次展示，1859年正式出版的《第一分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后来在一定意义上将《资本论》视为《第一分册》的续篇。《第一分册》首次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由低到高的隐蔽层级关系作出了整体分析。《第一分册》清晰地揭示了此后在《资本论》中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产生的现实根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中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隐蔽在物与物关系的外壳下，马克思称为“商品的神秘化”。如果说这种神秘化还较易于察觉的话，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持有的“货币主义”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为货币拜物教观念所遮蔽。但即使那些意识到货币拜物教观念现实基础的经济学家，一旦遭遇资本拜物教这类具有更高层级隐蔽性的意识形态，同样堕入无法看清其本质面目的困境。由此，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隐蔽性依次增强的内在关系得以初步揭示。
四、存在论革命的实现：双重维度拜物教批判
《资本论》中，意识形态概念全面淡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集中表现为对诸类拜物教观念的批判。之所以放弃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在齐泽克看来，是认识论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自我挫败”。“意识形态概念必须脱离‘表象主义’的或然性”[15]，意识形态是“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自身”[16]。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不在于它在认识论意义上是否虚幻，而在于它在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功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不应纠结于它所表述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应关注它的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若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必须突出意识形态的存在论意义与功能学意义，马克思因此放弃了意识形态概念，转而使用拜物教概念。马克思不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那样指认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而是开始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理解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存续的广阔现实基础。马克思所言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17]。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才得以将此前的研究成果集大成并加以系统化，首次呈现出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观念富于存在论革命意义的批判。《资本论》的批判清晰地呈现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拜物教观念批判和对拜物教观念以之作为前提的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性质批判的双重维度。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拜物教观念的历史批判
马克思是在对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揭示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的，这一发展历程可被区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庸俗化时期、辩护时期和解体时期四个阶段，其总体趋势是科学性的减弱和辩护性的增强。
面对经济危机，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提出通过银行改革、实行“劳动货币”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克服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劳动货币”内含“三个不相容”，即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相容，与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别不相容，与产品的商品形式不相容。达里蒙试图通过“劳动货币”来变革现存生产关系、革除社会弊病无疑是一种空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力图揭示货币的本质。货币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因此通过变革货币形式来消除货币内在关系中所固有的矛盾的方法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1861—1863年手稿》进一步展开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批判。资本家不理解资本的本质，将资本视为“自动机”，“在自己的物质存在上就拥有增殖自己并带来利润的性质”[1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样存在对资本性质的荒谬理解，将资本视为“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12]，视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将资本视为永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而且竭力为这种歪曲的观点辩护，将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实现的条件。由于资本本质与资本拜物教观念的内在勾连，马克思将对二者的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资本的本质是将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现象，其存在是具体的、历史的。资本的存在形态是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越来越成为异己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13]。因此，资本的物化就是异化，是主客体关系的颠倒，这种颠倒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14]，即资本拜物教观念，这种颠倒的观念在流通过程中最终定型。
随着资产阶级在英国和法国相继取得国家政权，阶级斗争形式日益鲜明，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纯粹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开展辩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观点是否科学，而在于观点是否对资本增殖、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维护有利，“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1]。如麦克库洛赫，这个“苏格兰大骗子”致力于在辉格主义范围内讲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刻意混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资本与收入、劳动与利润、生产与消费，为了确保自身在辉格党内的地位，把李嘉图的学说中让辉格党人不满的结论全部剔除。为了解决李嘉图体系所遭遇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体现价值规律的困难，以及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的困难，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的学说进行歪曲：歪曲劳动概念，将劳动概念扩展到自然过程，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中提供的各种服务称为劳动；混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称为“交换价值”；在将商品的“生产性服务”转化为劳动后，又将这种劳动的“工资”纳入资本家的腰包，称为“积累劳动的工资”，实质就是利润。麦克库洛赫的学说是为现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作辩护的折中主义，依然是一种拜物教观念，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雇佣劳动背后不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
以拜物教为表现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产关系的颠倒，但这种颠倒并非纯粹虚幻、毫无现实基础，相反，拜物教所呈现的颠倒是内在于社会现实本身的，如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不是简单的歪曲观念，这种观念颠倒真实世界、假想商品控制了现实生活。相反，商品对社会关系的统治不是假想的存在而是真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关于意识的问题，而是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经济运作”[24]。由此，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性质的全面揭露。这种基于现实的对拜物教性质的批判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批判更为丰富和深刻。
（二）资本主义社会多重拜物教性质的揭露
伴随欧洲大陆革命的进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使得纯粹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作辩护的经济学说成为历史。调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要求的学说产生，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但在马克思看来，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经济学必定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德国而言，自身没有本土政治经济学，在德国土地上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说皆引自英国和法国，是这两国政治经济学说的教条式集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相对滞后“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22]，而这种批判代表的只能是新兴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志。《资本论》是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学说。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马克思力求深入探寻拜物教的本质。“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要求将批判引向深入，“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23]。也正是这个解答要求对拜物教的批判要深入到对拜物教性质的社会存在的批判中，实现了批判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首先揭露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尤其是商品拜物教进行了详尽阐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来源和奥秘。商品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萌芽。商品看似简单平凡，但若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具有一种神秘性质。这种神秘性质源于商品形式本身，正是商品形式使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遮蔽，商品成为可感觉却又超感觉的物。这种取代的发生遵循如下的过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为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所取代；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所取代；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概言之，商品将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虚幻的反映与劳动产品的自然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物的关系毫无关联，只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类似于在宗教世界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独立的存在；在商品世界中，人手的创造物表现为独立的存在。马克思将这种神秘性质称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作为一种劳动产品的异化形式，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源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主题得到了延伸”[25]，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不再抽象，而是指向对现存生产关系的革命。
70年前，美国的一批研究人员决定扩展原有的空军业务，于是在1948年成立了独立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最初以研究军事尖端科技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智库，也是当今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商品拜物教作为一种异化形式，源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所了解，因而保持了神秘性质。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商品天然具有异化性质——拜物教性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实现于商品交换过程，但商品生产者、交换者都未意识到拜物教的存在。劳动产品只有进入交换环节才真正成为商品，“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26]。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因为人们的劳动产品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它们因此能够被当作价值发生关系，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交换中人们使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人类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生产者意识不到商品价值的奥秘，也无法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价值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商品交换者同样意识不到拜物教的存在。在表面看来，是交换者在控制交换这一社会运动形式，事实上恰恰相反，交换者受到这一运动形式的控制。虽然交换者能意识到自身受交换的控制，能意识到社会劳动时间的客观规律性，但这仅仅消除了价值量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而“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27]这种假象。
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诸类拜物教性质的分析中，商品拜物教这种物相式的颠倒属于拜物教类型中较浅显的层次，货币拜物教则是更深一层级的拜物教。相较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货币的拜物教性质隐蔽性更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商品价值的实现都要以兑换货币为最终环节，货币作为中介成为至高无上的“神”。“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28]对于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性质，马克思力图加以揭示。货币是商品交换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产物。商品交换最初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商品数量的增多和交换量的扩大使得特殊等价物出现，特殊等价物作为交换尺度衡量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人类劳动量。交换得以在更大范围和规模上的发展使得特殊等价物为一般等价物所代替，一般等价物作为“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29]极大地便利了商品交换。最终，以金银为表现形态的货币以自身的优势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消灭了商品之间存在的任何性质上的差异。因此，货币掩盖了存在于不同商品背后的人类劳动的差别，不同的商品被表现为质上毫无差异的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遮蔽。货币原本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却因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转而冒充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拜物教就此形成。货币拜物教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商品拜物教。原本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需要通过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互相表现自己的价值，货币才成为货币，但在表面看来却恰恰相反，似乎其他商品得以通过货币相互表现自身价值的根由在于货币本身的特殊性，货币成为中介的运动过程被遮蔽。总之，商品以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掩盖劳动的社会性质，货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用物的形式掩盖劳动的社会性质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于货币特别是金银的崇拜，是对商品的崇拜趋于普遍化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诸类拜物教性质中，隐蔽性最强、层级最高的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资本拜物教无法为绝大多数人识别，而这类拜物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致力于彻底揭露的拜物教类型。资本拜物教性质的秘密唯有通过对其背后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才能被理解。在资本拜物教性质中，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工人通过劳动领取工资的表象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资本以为工人提供劳动机会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表象掩盖了在生产过程中增殖的实质。资本主义生产中特有的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30]严密地遮蔽了资本的实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不平等关系。资本拜物教性质的神秘性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得到了纯粹地、彻底的实现。在资本的生成过程中，货币是最初的表现形态。在单纯地为获取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的流通过程W-G-W 中，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但货币作为且仅仅作为中介，在获得使用价值的目的达到后，整个流通过程就完成了。而在货币得以转化为资本的流通过程G-W-G 中，货币暂时垫付出去，为的是获得交换价值，G-W-G 演变为G-W-G′，G′=G+ΔG。马克思将G-W-G’称作“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31]。当这个公式简化为G-G’，就成为生息资本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生息资本诞生的痕迹被抹去，表现为完全自行增殖的“自动的物神”。对资本拜物教性质的彻底揭露，标志着马克思对拜物教观念以之作为前提的拜物教性质的社会存在批判的彻底完成，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现实实现。
五、结语：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旨趣
追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生成与演进的整个历程，才能实现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何以达至存在论革命的现实理解。同时，这一理解还需结合其学说的内在旨趣一并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以拜物教观念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由点到面、由表象及本质的链接式批判，就价值旨趣而言，指向对产生该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扬弃。《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对诸类拜物教观念达至存在论根基的批判，为无产者变革现存关系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论证：资本作为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终将被扬弃，这种扬弃倚赖无产者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32]，对以拜物教观念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扬弃本质上不是理论任务而是实践任务，“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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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晓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浙江 杭州 310007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9)02- 0070 -07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进程”（15NDJC212YB）；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治理创新”（2019CYB10）
[责任编辑：伍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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