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旨在探讨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和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及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作用。通过预实验设计并检验了测量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合理性信念和网络欺凌的测量故事情景。正式研究以786名中学生为对象，采用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合理性信念及网络欺凌情景故事和道德推脱问卷测量了中学生网络欺凌、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和合理性信念及道德推脱。结果发现，中学生判断网络欺凌越普遍，则越认同其合理性，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和合理性信念既直接正向预测网络欺凌，又通过道德推脱间接预测网络欺凌，即道德推脱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关键词网络欺凌；道德推脱；合理性信念；普遍性信念
1 问题的提出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又称网络伤害、网络欺负，是指采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恶意、重复和敌意地中伤、羞辱或（及）操纵或（及）排斥某个体或群体的行为 （基思·沙利文，2014；Hinduja＆ Patchin，2006）。网络欺凌是传统实体空间的欺凌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变异，是一类相对隐秘、多样化的，但却给许多青少年带来严重困扰与伤害的新兴欺凌 （任娟娟，靳宇，郭燕霞，2017）。手机、电脑等电子通讯工具在青少年中的广泛使用使网络欺凌成为一种新型的线上欺凌。近十年来，网络欺凌呈高发态势（杨书胜，耿淑娟，刘冰，2016），学界亦对网络欺凌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心理学和教育学界有关“网络欺凌”的研究由2007年的2篇发展到2017年的64篇，以英文发表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则由2007年的69篇增加到2017年的354篇。其中，有关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研究更是近年来网络欺凌研究的热点。研究发现，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具有便利性、匿名性、隐蔽性、超时空性、强扩散性、无限受众性及不易消除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会给受欺凌者带来严重的危害 （祝玉红，陈群，周华珍，2014）。网络欺凌的负面影响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尤为明显（肖婉，张舒予，2016）。网络欺凌会给被欺凌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焦虑、抑郁等沉重的心理负担，导致其自尊的降低（冯春莹，张野，张珊珊，刘琳，2017），严重影响个体的虚拟交往和现实生活，致使受欺凌者离家出走、考试作弊、逃学、药物滥用，回避社交活动甚至产生自杀心理和行为（汪耿夫，方玉，江流，周贵阳，袁姗姗，王秀秀，苏普玉，2015；王文靖，张志华，李一峰，吴晓爽，赵凤杨，必敬，刘希樵，孙业桓，2017；袁龙云，陈露露，潘柳燕，2017；Hinduja＆Patchin，2008）。然而，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虽然所受伤害极其严重，但其求助行为却更少（江文，吴思仪，叶丽怡，周寿明，2015），即使部分受害者会寻求帮助，其得到的有效帮助比例却相对较低 （任娟娟，靳宇，郭燕霞，2017；Hinduja＆Patchin，2009；NCH，2005）。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不仅会面临社会心理和行为风险，因其低比例求助及获助，致使大部分受欺凌者在受到网络欺凌时往往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刘艳，2013）。而且受欺凌者会合理化网络欺凌，并反过来成为新的欺凌者（Ybarra ＆ Mitchell， 2007），这又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欺凌的参与者数量，反过来又会使更多的人认同网络欺凌。可得性启发式判断表明，当目标事物具有更易得的属性时，人们更易据此做出判断（Kahneman＆ Frederick，2002）。有关道德启发式的研究则表明，当某种行为更为常见时，人们往往将其评价为更具道德性 （Crockett，2013，2016；Cushman， 2013； Gigerenzer， 2008； Lindström，Jangard， Selbing， ＆ Olsson， 2018； Sunstein，2005）。道德心理学中的 “普遍的即道德的”（common is moral，CIM）原则（Lindström，et al.， 2018）指出，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实施某一行为时，此行为即被视为更具道德合理性。因此当越来越多个体参与网络欺凌，成为网络欺凌者时，网络欺凌亦可能会被视为较为道德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行为。由此根据道德启发式原则和CIM原则，当个体认为网络欺凌普遍存在时，就会认为网络欺凌更具道德合理性，更可被接受。而一旦人们持有以上信念，普遍性就会通过启发式原则和行为认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人们更可能在虚拟网络世界中表现出欺凌行为。由此提出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正向预测网络欺凌。
道德推脱亦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道德推脱是指人们对不当行为进行合理化，从而实施该行为（梁凤华，余若君，王虹，2017；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1996），且行为实施后能运用一系列社会认知机制进行 “说服性自我免罪”（Bandura， 2016， p.48）。 有关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部分中介特质愤怒对网络欺凌的作用（金童林，陆桂芝，张璐，金祥忠，王晓雨，2017），与网络欺凌呈显著正相关（郑清，叶宝娟，姚媛梅，陈佳雯，符皓皓，雷希，游雅媛，2017）。道德推脱的回避制裁与自我保护特点，会使个体在实施了不道德行为后免遭罪恶感侵扰，进而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如网络欺凌。大量研究表明道德推脱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及大学生的网络欺凌 （郑清，叶宝娟，姚媛梅，陈佳雯，符皓皓，雷希，游雅媛，2017；郑清，叶宝娟，叶理丛，郭少阳，廖雅琼，刘明矾，2016；Orue ＆ Calvete， 2016； Robson ＆ Witenberg，2013； Wang， Lei， Liu， ＆ Hu， 2016）。 由上述可得性启发式判断可知，当目标事物具有更易得属性时，人们更易据此做出判断（Kahneman＆Frederick，2002），道德启发式研究则表明常见的行为往往被评价为更具道德性，更不应被惩罚（Crockett，2013， 2016； Cushman， 2013； Gigerenzer， 2008；Lindström， et al.， 2018； Sunstein， 2005）。 因此，常见和易得性行为，使人们认为该行为具有普遍性，在实施该行为时更易获得为之辩护的理由，为之进行道德合理性辩护，即进行道德推脱，由此提出假设2。
（2）对自身专业英语学习参与度的认知。有40人（2.1%）认为自身专业英语水平很好，132人（7.0%）认为自身专业英语水平好，988人（52.1%）认为自身专业英语水平一般，547人（28.8%）认为自身专业英语水平差，190人（10.0%）认为自身专业英语水平很差。自我评价程度随着年级越高而递增，且年级间差异有显著性（P=0.003），不同性别学生间差异有显著性（P=2.096×10-4），学生干部的自我评价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学生（P=1.482×10-4）。此外，专业英语题1正确率32.6%，专业英语题2正确率14.9%，反映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具有一定客观性。
2.2两组甲状腺激素指标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指标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SH水平显著提高(P<0.05),FT3、FT4、TT3、TT4水平明显下降(P<0.05),并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更加显著(P<0.05)。具体见表2。
假设 2：道德推脱中介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
假设4：道德推脱中介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
假设3：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中介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
道德规范是人们有关行为对错的共同观念，道德判断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 （Harms＆ Skyrms，2008）。网络欺凌合理性规范是人们有关网络欺凌合理性与否的共同信念，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规范信念会影响人们的特定行为，有关攻击行为的信念会影响人们的攻击行为（梁凤华，2005）。而判断某种行为是否道德的规范信念会随着此行为出现的频率而产生 变 化 （Lindström etal.， 2018），Lindström 等（2018）指出人们将行为出现的频率信息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而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 mechanisms）为其基本机制（Cialdini ＆ Goldstein， 2004）。人们会自动提取行为的频率信息，高频信息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更强的社会影响，并使个体视其为合理性行为，进而实施该行为 （Cialdini＆Goldstein，2004；MacCoun，2012）。高频信息的影响往往是潜在的，难以觉知的，类似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从众效应（Lindström， et al.， 2018）。 研究表明，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及对网络欺凌的道德认同 （除道德推脱外）是影响网络欺凌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郑清等，2016）。道德推脱中介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 （郑清，叶宝娟，姚媛梅，陈佳雯，符皓皓，雷希，游雅媛，2017）。社会认知理论指出道德认同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是个体道德认知（如道德推脱）转化为个体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和网络欺凌）的重要变量（王兴超，杨继平，2013；郑清等，2017）。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提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见图 1）。
图1 研究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网络欺凌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报告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由于网络欺凌的隐匿性和受害者低水平求助意愿，致使报告法和观察法均可能出现较大偏差，而访谈法难以大规范施测，故研究将在对前人研究的分析基础上，对已有网络欺凌问卷进行改编，采用情景故事法对个体的网络欺凌普遍性、合理性信念和网络欺凌进行测量，在对情景故事的问题设置上将遵循“把自己的脚穿进别人鞋子里”的逻辑（李纾，2016）。
研究将通过预测验和正式测验来验证以上假设模型。预测验的目的在于编制网络欺凌普遍性、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和网络欺凌的情景测量工具，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正式测验采用预测验的研究工具测量网络欺凌普遍性、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及网络欺凌三个变量，采用道德推脱量表（王兴超，杨继平，2010）测量道德推脱，并采用背景问卷测量被试的基本信息。
2.1 预实验
2.1.2 结果
心理效应作为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对于人际交往及教育工作起到一定作用，常见的心理效应包括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光环效应以及定势效应。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在现实生活中,首因效应所形成的第一印象往往影响着我们对他人以后的评价和看法，成为对他人的基本印象。最后的印象，往往是最强烈的，可以冲淡在此之前产生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近因效应。晕轮效应也叫光环效应，是由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特征推出对象的总体特征的情况，从而美化或丑化对象的心理倾向。定势效应也称刻板印象，“是指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1]
第一步，采用访谈法，对某高中男生和女生各10名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其生活中网络欺凌发生的基本情况；第二步，邀请8名心理学研究生和3名心理学专家借助访谈资料，采用头脑风暴法编写情景故事；第三步，邀请3名心理学专家和10名心理学研究生，背靠背对所编写的情景故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进行打分，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情景故事；第四步，邀请20名中学生（男女生各10名）对情景是否常见进行评价；第五步，邀请10名中学生（男女生各5名）就修订的情景进行深度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进一步修改完善；第六步，选择江西省一所高中的115名高一（55名）和高二（60名）学生进行测试，并于两周后进行重测。
2.1.1 对象与程序
对访谈记录进行关键词提取，发现友谊破裂、生活习惯冲突、网游时联合任务失败、网恋失败、语言冲突、观点分歧等是导致中学生出现网络欺凌的基本原因。根据访谈后获得的关键词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情景案例编写，共编写情景15个；针对编写情景的背靠背打分，得到12个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情景。邀请心理学专家和研究生对此12个情景进行修订完善后，邀请中学生对情景是否常见进行评估，当75%的人评价该情景常见时，情景即可入选，最终获得8个情景。对该8个情景进行进一步访谈和完善。经过试测和间隔两周的重测，最后保留6个网络欺凌情景。
自编的网络欺凌情景 用来测试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合理性信念及欺凌行为。以下为其中一个网络欺凌情景的范例。
2.2 正式研究
小美和小萍是同一寝室的室友，一开始她们关系挺不错的，但最近两人开始因为生活上的一些琐事闹了矛盾。小美来自城市，家境较好，但不怎么爱学习，爱买各种零食，爱玩。小萍来自农村，爱学习，每天都早早起床学习，但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很少买零食吃。在小美的带动下寝室同学也经常买零食回寝室，大家相互分享。但小萍很少会买零食回寝室分享。一天小美问小萍借了个东西，打开抽屉一看发现了吃了一半的麻花。小美觉得小萍很小气。后来，小美在网上聊天过程中将此事说了一番，并添油加醋地说了小萍的种种缺点。
为了完成BCST任务,Alice需对粒子A和粒子1施行一个Bell态测量;同时,Bob也需对粒子B和粒子2进行一个Bell态测量。显然,我们能够以相同的概率获得16种可能的联合测量结果之一,相应地,剩余粒子将坍塌为如下16种量子态之一:
2.2.1.1 对象
从江西省重点和普通高中各两所（共4所）选取研究对象，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每所学校各抽取文理科两个班，共8个班。为避免测试对学生课堂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经与校长和任课老师商量后，只选择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参与测试。总参与人数为786名，回收有效数据714份，有效回收率为90.8%。其中重点高中学生377名，普通高中学生337名；高一356 名（49.9%），高二 358 名（50.1%）；年龄范围 15到 20 岁，平均年龄 17.06 岁，标准差 1.08；女生 311名（43.6%）、男生 403 名（56.4%）；在校期间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7.75个小时，假日期间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20.86小时；主要上网地点为自己家（61.3%）、学校（13.7%）、网吧（12.5%）、同学或朋友家 （4.3%）及其他 （8.2%）；主要上网工具为手机（63.8%）、电脑（26.5%）、平板电脑（6.9%）和其他（2.8%）；自己拥有手机的有 563 名（78.9%）。
本期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核算。月末，先将“应纳税额”专栏贷方余额结转至“一般计税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贷方，记录当期一般计税应交增值税；再将“一般计税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记录的按规定可于当期结转扣减的已预交增值税金额结转至本明细科目的借方，扣减当期一般计税应交增值税；最后，将“减免增值税额”明细科目记录的能在本期应纳税额中抵减的金额，结转至“一般计税未交增值税”及（或）“简易计税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借方，结转计算后 “一般计税未交增值税”与“简易计税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贷方余额（不含留待后期抵减的预交增值税）之和就是本期应纳税额合计，对应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主表的第24行本月数。
2.2.1.2 工具
间隔两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92，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道德合理性信念及网络欺凌三个变量维度的一致性分别为 0.74、0.80 和 0.73。
2.2.1 研究方法
由图2b可知：3410.11 cm-1νOH、2929.84 cm-1νC-H、1429.23 cm-1δC-H、1732.05 cm-1νC=O、1068.55 cm-1νC-O和1010.68 cm-1νC-O的吸收，表明72%vol红枣白兰地致浊物中可能含有糖类化合物。3410.11 cm-1νOH、1642 cm-1νC=C、1271.07 cm-1ν=C-O，表明 72%vol酒的致浊物中可能含有水溶性的酚类化合物。结果表明，高度酒的致浊物可能是糖类及水溶性酚类化合物。
每道情景后，设置三类问题：你认为×××这样做的合适程度？你身边的朋友／同学遇到类似事件时，出现类似行为的普遍程度？假如你是×××，你这样做的可能性？要求被试按照合适程度、符合程度和可能性程度，使用7点Likert量表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三类问题分别测量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普遍性信念和自评欺凌行为。在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0.75 和 0.76。
青少年道德推脱量表 采用由Bandura等（1996）编制，王兴超和杨继平（2010）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道德推脱量表，共32题，包含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8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直接计算总分来获得道德推脱得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阿袁小说的知识女性也是如此，对女性的性别价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判断：年轻、漂亮永远是最有力的利器。她认为男人在美色面前，从来都是势利的。所以，在阿袁的笔下，“色”依然是女人最锋利的“鱼肠剑”。剑指处，所向披靡，男人缴械，女人落马。聪明漂亮的女人，挥舞自己的这把利剑攻城掠地，完成自我的实现。
2.2.1.3 程序
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对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的直接效应为0.22，对道德推脱的直接效应为0.06，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21；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对道德推脱的直接效应为0.37，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40；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15；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对道德推脱的间接效应为0.07，对网络欺凌的间接效应为0.14，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间接效应为0.07。路径图见图2。各路径系数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正施实测过程中采用了拉丁方设计、平衡项目顺序、匿名性及“把自己的脚穿进别人鞋子里”式的问题设计，以尽可能减少被试的社会赞许性倾向及共同方法偏差。然而由于测量数据来源仍具有单一性，因此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显示KMO为0.89，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2364.51，p<0.001，说明数据可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仅解释了总体方差的20.39%。因此可以判定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不明显。
3.2 回归分析
以中心化的网络欺凌为因变量，中心化的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可显著预测网络欺凌 （β=0.43，t=13.61，p＜0.001，VIF=1.10；R=0.52，ΔR2=0.27，F=260.17，p＜0.001），道德推脱可显著预测网络欺凌 （β=0.28，t=8.84，p＜0.001，VIF=1.10；ΔR2=0.07，F=75.27，p＜0.001）， 二者交互作用显著 （β=0.13，t=4.23，p＜0.001，VIF=1.10；ΔR2=0.02，F=18.13，p＜0.001）。
同理，进行网络欺凌对合理性信念和欺凌普遍性信念的回归。结果发现，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可显著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 （β=0.46，t=14.62，p＜0.001，VIF=1.22；R=0.59，ΔR2=0.35，F=385.12，p＜0.001），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可显著预测网络欺凌（β=0.32，t=10.41，p ＜0.001，VIF=1.22；R=0.66，ΔR2=0.07，F=108.30，p＜0.001），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最后，进行网络欺凌对合理性信念和道德推脱的回归。结果发现，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可显著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 （β=0.51，t=15.72，p＜0.001，VIF=1.22；R=0.59，ΔR2=0.35，ΔF=385.12，p＜0.001）， 道德推脱可显著预测网络欺凌（β=0.19，t=5.73，p＜0.001，VIF=1.22；R=0.62，ΔR2=0.03，F=32.84，p＜0.001），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3.3 假设模型检验
采用AMOS结构方程建模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3，SRMR=0.01，CFI=0.95，NFI=0.97。
整群施测，由研究团队成员指导中学生按要求回答测试材料。为避免顺序效应，每个群体测试时，情景材料后的问题采用拉丁方设计。道德推脱量表与情景材料的编排采用一半被试前者在前，另一半则顺序调换。全部测试在课堂时间当场完成，当场回收。整个测试时间约20分钟。
图2 研究结果模型
4 讨论
研究以中学生为被试，探索了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合理性信念及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模型。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合理性信念及道德推脱均可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且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会通过道德推脱作用于网络欺凌。当个体认为网络欺凌较为常见时，更可能实施网络欺凌，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亦会增加网络欺凌，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Kahneman＆ Frederick，2002；Ybarra＆ Mitchell，2007）。结果可用可得性启发式和道德启发式来加以解释，即当目标事物具有易得属性时，人们更易据此做出判断（Kahneman＆ Frederick，2002），当某种行为更常见时，人们往往将其评价为更具道德性 （Crockett，2013，2016；Cushman， 2013； Gigerenzer， 2008； Lindström，et al.， 2018； Sinnott-Armstrong， et al.， 2010；Sunstein，2005）。道德判断中的CIM原则（Lindström，et al.，2018）指出人们将高频即更普遍性的行为视为更具道德性，这种道德信念又会促使人们产生认同性心理，从而更可能实施该行为。本研究表明，在网络欺凌中CIM原则同样适用，当个体认为网络欺凌发生的频率更高时，对网络欺凌持有的信念就更积极，并更可能实施网络欺凌。结果也证明了道德推脱中介普遍性信念和合理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由于道德推脱是由一系列社会认知机制引致的“说服性自我免罪”（Bandura， 2016），很显然当人们知觉网络欺凌较为普遍且具有合理性时，引发“说服性自我免罪”的社会认知机制将会更易启动。
肖家山矿区各矿脉中发现大小工业矿体109个，矿体厚度、产状、形态与所赋存的矿脉基本一致；其中规模较大的矿体有6个，为V1-①、V2-①、V5-①、V11-①、V18-①、V19-①，均分布在矿区南部肖家山一带。区内矿体赋存标高703 m～-60 m；走向长40 m～340 m；倾斜长40 m～340 m；大部分矿体呈北东-北东东向展布，倾向一般285°～330°，局部为330°～30°，倾角28°～69°，沿走向、倾向呈波状起伏，形态呈脉状、扁豆状、透镜状。矿体厚度0.72 m～6.44 m，平均厚度1.51 m；矿体品位0.51～18.10×10-6，矿体平均品位2.88×10-6。
研究拓展了已有文献，已有研究很少探索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和普遍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根据CIM道德启发式，可知行为发生的频率影响个体对该行为的合理性判断，并使个体更多实施该行为，并为行为的实施进行合理化辩护即道德推脱。网络虚拟社会的出现，极大延展了人们的沟通交流渠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网络虚拟沟通同样也使传统的欺凌行为由实体生活转向了虚拟网络，其负面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传统欺凌。这种负面影响与网络信息传输特点关联密切。传统的欺凌传播速度较慢，影响范围相对狭窄，并且由于信息传播会随着时空距离变迁不断消失弱化，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随之得以缓解甚至消失。然而网络信息由于具有便利性、匿名性、隐蔽性、超时空性、强扩散性、无限受众性及不易消除性等特点，使网络欺凌对受害者的影响并不会因时空距离的变化而消失，反而可能使受害者出现无处可逃的窘境。因此，有必要对网络欺凌采取更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以规范网络生态，减少网络欺凌。
研究虽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存在相当不足。首先，研究工具的心理学测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特别是自编的情景测量，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效标关联效度。其次，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采用的是个体主观评价法，未来可采用实验操纵法，以对比网络欺凌普遍性程度的变化如何影响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及网络欺凌。最后，本研究的对象是高中生，未来可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开展研究，以进一步证实本研究的结论。
5 结论
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正向预测网络欺凌；
网络欺凌合理性信念正向预测网络欺凌；
专用夹具的操作应简便，省力，安全可靠，排削应方便，必要时可设置排削结构。因为本专用夹具是铣多孔夹具，所以一般不需要排削装置，也能达到实用性能。
道德推脱正向预测网络欺凌；
道德推脱中介网络欺凌普遍性信念和合理性信念对网络欺凌的影响。
师范生通过全身心融入实习支教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很快发现自身在知识、能力、技能、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足，唤醒和激发他们在实习支教过程中乃至返校后的大学学习意识，有针对性的吮吸欠缺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质，不断修复和完善自我自觉性和主动性。自我价值目标、职业目标和情感目标更加赋予理性思考的内涵，坚定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理想、就业创业、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意识、大局意识和家国情怀的信心，激发青年学子投身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热情，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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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ommonness and rational belief of cyber-bullying affec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The mediated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LIANG Fenghu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334001）
AbstractCyber－bullying sprang up with the flourish of the cyber world.As a newly emerging bullying behavior， cyberbullying differed a lot from traditional bullying behavior， which has brought huge nega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s.When facing with cyberbullying， a few adolescents would seek for help.Among adolescents，who did seek for help，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could receive help by people around them.As people reali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cyberbullying may attribute to，great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on cyberbullying during the last decade.Though scholars have speculated for decades on cyberbullying and its commonness in the cyber world，little systematic research exists on how belief in commonness and rationality on cyberbullying affects the conducting of such behavior.Here，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exhibit beliefs in cyberbullying as a common and rational behavior maked them more likely to conduct cyberbullying，and whether moral disengagement played as a mediated role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mon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behavior and conducting the behavior.According to the review of past researches，we put forward a hypothesized model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beliefs on commonness and reasonability of cyber－bullying， disengagement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In the study，we adopted the “putting one’s own feet into another’s shoes”principle to develop scenarios to investigate beliefs in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nduct it.In preliminary experiment， we followed six steps to develop the scenarios.As a result， we finally got six scenarios， each following with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 individual believe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s a common and reasonable behavior in the internet world.In the formal research，786 middle school students，from 4 high schools， were investigate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zed model.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lief that cyberbullying was comm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yber－bullying， the belief that cyberbullying was reasonable behavior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yber－bullying，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yber－bullying.Moral disengagemen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eliefs of cyber－bullying as a common and rational behavior and cyber－bullying.Individuals who had a tendency to believe cyberbullying was a common and rational behavior we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such behavior，and the effects were medi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Conclusions： 1） The belief that cyber－bullying was common predicted cyber－bullying； 2） The belief that cyber－bullying was rational predicted cyber－bullying； 3）Moral disengagement predicted cyberbullying； 4） Moral disengagemen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eliefs that cyber－bullying was common and ra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Key wordscyber－bullying； moral disengagement； rationality belief； commonness belief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7SH09）
通讯作者：梁凤华，女，副教授。Email：fenghua_annie@126.com
标签：网络论文; 道德论文; 信念论文; 普遍性论文; 合理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心理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7SH09)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