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制度使封建官僚体制成为权力相对开放的系统，为古代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入仕之途。科举制度一方面助长了功利主义读书观，让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名分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又未曾破坏士人敦重宗亲、反哺乡里的情怀，成为古代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良性机制。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牢牢抓住了国民的心理及行为特征，才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度 社会心理 伦理道德
［明］《徐显卿宦迹图》
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变为现实，助长了功利主义读书观
科举制度向天下读书人敞开大门，使封建官僚体制成为权力相对开放的系统。在科举制背景下，尽管存在不合理的等级特权制度，但特权又是可以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功名而获得的。科举制度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为读书人开辟了一条直通荣华富贵的道路，因而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人心笼络机制，使天下读书人纷纷“入吾彀中”，成为或渴望成为权力体系内的一员。
评审工作流程更加严密。山东省各级财政评审机构以塑造工作流程为着力点，以防控评审风险为关键点，兼顾质量与效率，多措并举，规范评审程序，提高管理水平，保证评审质量，确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高效开展。如，枣庄市采取完善评审资料流转程序、制定项目评审预案、完善评审质量保障机制等6项措施，环环严谨相扣，层层压实责任，将监督约束贯穿评审前中后全过程；泰安市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责任绩效化的“四化”要求，构建一体化评审体系、建立书面质疑清单制度、明确现场踏察规定3条措施，规范工作流程，细分评审步骤，明确职责到人，提高评审质量。
在古代，“金榜题名”被称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古代诗文中有很多与科举有关的诗句，如唐代诗人孟郊（751—814）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其中所道是科举及第者的扬眉吐气；刘禹锡（772—842）的《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展现了科场得志者的豪迈与雄心；温庭筠（约812—866）的《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诉说了科场失意者的惆怅与无奈，其间的不舍与渴盼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科举制度将读书人的心牢牢拴在庙堂之上，即使身在江湖之远，也难有例外。
南方农区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清沟散墒，查苗补种，同时适时收获柑橘等经济林果。华南应注意避开降雨时段及时收获晚稻，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晾晒储存工作，防止雨淋，防止发芽霉变。
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变为现实，参加科举考试、为官从政被视为读书人的“正途”。科举制度诞生后，士人心属“乌纱帽”，眼睛紧盯获取“乌纱帽”所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一代又一代聪明而勤奋的读书人心无旁骛，要么在有限的儒家经典上做起了无限的好文章，要么把唐诗宋词写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高得令人读后情不自禁地增添民族自信——既然士人能把唐诗宋词写到如此神奇的高度，若把如此聪明及勤奋用到科学等其他领域，势必会获得同样的成功。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等领域也需要有诸如科举选拔、塑造文人这样的好机制。可是，在古代，在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以外，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影响更直接的自然科学，几尽被士人忽略，这是封建皇权联手士人在知识领域所犯下的最大失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士人仍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不仅未惠泽百姓，反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可是，儒学在倡导“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使等级名分观深入人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中写道，范进中秀才后，岳父胡屠夫便叮嘱他不要与家门口做田、扒粪的平头百姓“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认为这样会“坏了学校规矩”，使他“脸上都无光”，足见胡屠夫等级名分思想之严重。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十分深刻地分析了等级制度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一方面，等级制度使上一个等级的人对下一个等级的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人类的同情心是相对的，其高度受制于伦理的“边界”。举例来说，过年杀猪宰羊时，尽管猪和羊会痛苦万状，可很多人不仅不为这些鲜活的生灵被屠杀而悲悯，反而还兴高采烈。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们既有的伦理框架中，猪、羊等本来就是应该被杀、被吃的。以此类推，一旦人也被分了等级贵贱，上一个等级的人对下一个等级人的痛苦就不会感到悲悯。另一方面，等级制度又使下一个等级的人对上一个等级人的压迫失去反抗自觉。明末有一个“妾去贼”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讲述的是主人有一妻一妾，平时妾在家对主人及其妻唯唯诺诺。一天，家中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盗贼，主人及其妻吓得躲藏起来，妾却操起一个大棍子，将盗贼打跑了。可见，妾本来是有反抗能力的，她平时之所以对主人唯唯诺诺，就是因为封建伦理使其认为自己本来就应该如此。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纵观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没有什么比轿夫和坐轿人之间的关系更形象了——一个人的舒服完全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轿夫对坐轿的人不含笑，即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有了平等甚至反抗意识。
近现代新思想的产生不仅源于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孕育于近代工商业的繁荣。科举制度不仅使读书人忽略了自然科学，而且高度强化了“官本位”的意识。工商业者即便在实业上风光无限，内心深处却依然难舍功名，因而纷纷“工而好儒”“贾而好儒”，并且异常重视晚辈“寒窗苦读”，以期科场“一举成名天下知”。学子们都矢志科举仕途，唯有这条路实在走不通，才转身实业，这当然也会限制工商业的成长和发展。
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必由之路，助长了士人的功利主义读书观，该观念在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忙于考试，仆仆于经济仕禄之途，难以宁心静气地独立思考，因而限制了思想的驰骋与创新。
科举制度让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名分观深入人心
东营市的长期能源结构以石油和煤炭为主，但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由此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为实现绿色发展，应积极发展新技术，借助新旧动能转换的利好政策引进并自主研发新技术，从而搭建智能化平台，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能源使用过程中的损耗，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想着想着就到了修理店，看见自己的摩托车被拆散了洒落在地上，左小龙一阵伤心，左小龙特地把自己摩托车的零件稍微往一堆归置了一下，然后默默看着自己的摩托车，心里想，你真是可怜，连一个名字都还没有，我也没有给你上牌照，等于你连身份证都没有，你就已经被拆散了。你真是一坨无名英雄啊。
科举制度使一些读书人形成了以“成王败寇”论人生的势利心态
入仕就要考取功名，而考试又难免具有偶然性，屡试不第因此成为了读书人的人生常态。1889年春天的北京《邸报》报道，福州考场中有几位考生超过80岁，两位超过90岁，有的人中秀才已经60年。安徽省90岁以上的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的考生有35位。报道还说，河南的13位80岁以上考生和1位90岁考生，全部通过了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八、九十岁的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而是要拼命在科场搏杀奋战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唐代杜羔（一位屡试不第者）妻子赵氏的一首名为《夫下第》的诗中找到答案：“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可见，如果读书人屡试不第，就连面对家人的颜面都没有了。
科举制度巩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汉武帝虽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儒学的独尊地位并不牢固。东汉末年，经学衰落，儒学丧失独尊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是儒、佛、道三分天下，南朝梁武帝甚至欲做“皇帝菩萨”，四次“舍身”同泰寺，几近将佛教定为国教；唐朝初年也曾尊奉道教而非儒学。科举制兴盛后，儒家经典才被作为考试内容。科举制用最现实、最功利的办法，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得以巩固，并彻底深入人心。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表面看来，社会各界对读书都十分重视。但芸芸众生对读书的重视，并非源自对知识的信仰，而是源自“书中自有”的“黄金屋”“千钟粟”以及“颜如玉”。因此，读书人的“醉翁之意”往往不在书，而在书背后的名与利。
在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千百年科举传统中形成的过于重名利的心理，使一些读书人仿佛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活着。时至今日，这种社会心理依然存在。例如，一些外出务工的人即便一年到头在外吃尽苦头、没挣到什么钱，春节回乡时也一身光鲜，遇见发小、乡邻，一般都不会诉说自己出门在外的辛酸，反而会“寒暄”几句自己在外如何“发了点小财”。再如，机关干部如若十几年都在原地踏步，大学老师如果连续十几年职称一直得不到晋升，在面对众人时总是羞于启齿，浑身不自在。以“成王败寇”标准论人生的势利心态，在激励人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人往高处走”的同时，也使人们对无辜的失意者缺乏起码的包容心和理解心，令他们在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快乐的“小人物”的情况下，背上了不堪承受的“面子”重负，导致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砸锅卖铁乃至违纪违法也要上，由此也衍生出了一些腐败造假、政绩工程、学术泡沫等负面社会事件，酿成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人间悲剧。
科举制度纵有诸多弊病，但却未曾破坏士人敦重宗亲、反哺乡里的情怀，是古代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良性机制
科举制使大地主、大官僚、大学者可一时“三位一体”，但难以世世代代“三位一体”，这样一来，就大大减少了累世公卿的可能性。但同时，科举制又未曾破坏乡里宗族体系，更未冲淡士人重视血缘宗亲的情怀。科举成功表面上是个人不懈奋斗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家族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其成功，离不开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和贤妻的含辛茹苦。在封建社会，法律是连坐的，但荣誉也常常是共享的。在那样的时代，“一人得道”如果不“鸡犬升天”，反而有点不正常。
一个人科举及第、升官发财后常要回报乡里，要兴义学、建义仓，修宗庙、府第，年老退休后还要荣归故里，颐养天年。例如，明代湖北嘉鱼人方逢时高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出于对故乡的感恩和怀念之情，他不仅请旨加修嘉鱼县城、重修嘉鱼县学、修筑嘉鱼长堤——四邑公堤，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厌倦仕途的时候，又在故乡建造大隐楼、竹西书屋，归隐其中，寻找心灵的归宿。明代青海民和人李贞德是青海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进士，他官至尚宝司丞，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为了解决家乡干旱问题，他带领乡民“寻汉渠遗迹”，历经艰辛，新修民和水利史上最大灌渠——札都渠，使故乡“水草大善”“禾茂过他稼，收获济济，公私俱足”。清代吉林省榆树县黑林镇太平川于凌辰、于荫霖、于蘅霖、于观霖、于钟霖叔侄五人都考中进士。其中，于荫霖、于钟霖兄弟二人均任职翰林院编修，被时论颂为“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为了回报乡里，于凌辰、于观霖叔侄先后组织、捐款修建了种榆书院和魁星楼。种榆书院由于观霖提议，经朝廷批准，由地方士绅捐建，是榆树地区第一所书院——榆树最高学府和科考场所，同时也是吉林省最早的官办学堂，为榆树教育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魁星楼由于凌辰捐款修建，位于种榆书院东南侧，魁星楼上的魁星像手握朱笔，遥指太平川，暗示朱笔点状元，表达了于凌辰对故乡的款款深情和拳拳厚望。清代武汉市仓埠镇人李长青少时家贫，靠亲友资助读书考取进士，因而对故乡亲人深怀感恩之情。他为官后不久，母亲来信说家乡大旱，发生瘟疫，饿殍遍地，母亲自己也病了。李长青赶回家中后，做了一碗油面给母亲吃，母亲吃后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他和母亲由此得到启发，遂召集村中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油面赈灾，帮助乡亲渡过一劫。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感恩回报乡里的例子不胜枚举。科举制度虽对门阀贵族具有摧毁性意义，但却从未剪断乡里基本的宗族纽带，也未曾破坏士人敦重宗亲、反哺乡里的情怀。由此看来，科举制度堪称昔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良性机制。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在于紧扣国人心理及行为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科举制度既“塑造”了国民的心理特征，同时又牢牢抓住了国民的心理及行为特征，这也是其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普遍具有高度的名利心与圆润的钻营术，除非有细腻到位的监管并辅以必要的严惩，否则任何一项好政策可能都会在实际执行中走样。
成熟以后的科举制度堪称中国历史上实行得最成功的一项政治制度，其成功与其完善的制度体系密切相关，其中既有细致到位的监管，诸如糊名、誊录、锁院、别头试等严密的科举程式，让时人难有空子可钻，又有必要的严刑峻法，对科场作弊者严惩不贷，令时人不敢钻空子，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①谢宝富：《荐举与科举——对中国传统官僚选拔制度的反思》，《学习时报》，2011年5月16日。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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