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龙场悟道之后至正德九年，王阳明重点提倡通过静坐“自悟性体”的修身方式。此后，转而提倡通过“事上磨炼”以“省察克治”的修身方式，并以此为修身的初级阶段，而将“自悟性体”的修身方式视为修身的高级阶段。晚年提出“致良知”理念之后，始明确此为两种修身方式，适用对象不同。“自悟性体”的修身方式只适用于“利根之人”，不能推广，“事上磨炼”的修身方式才适用于大多数人。阳明学后来出现偏差与阳明后学没有坚守王阳明对两种修身方式的判定有关。
[关键词]修身方式；静坐；事上磨炼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与滁阳诸生并问答语》钱德洪跋：
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既后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故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而征宁藩之后，专发致良知宗旨，则益明切简易矣。
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和事越多，说明这个人格局越小。真正厉害的人，把那些糟心的人和事儿当成“空船”处理。别人是无心的，事情是无意的，而不是一心想着报复。这样人才能迅速调整自己，不断放大自己的格局。
将王阳明的修身实践分为三个时期，本文试据此分期对王阳明提倡的修身方式的演变作初步探讨，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一
王阳明十八岁时(1489)即受当时名儒娄谅的影响开始修身。但是，据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1506)，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因心多旁骛，沉溺于其他学问，故1489-1506年，王阳明的修身实践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1506-1508年，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始坚定进行修身实践。受当时风气的影响，王阳明上述两个时期的修身实践皆尊奉朱熹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才有“阳明格竹”的典故。龙场悟道标志着王阳明开始抛弃朱熹提倡的修身方式，摸索新的修身途径。
据钱德洪、王汝中辑《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王阳明从龙场赴庐陵途中，见到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王阳明称：
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
后在途中又寄书信称：
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
然而，上述所有级联研究都是基于假设：网络中所有边都是无向或双向的.对于许多真实网络系统，如城市交通网络，一些边仅限于单向，一些边则是双向.也就是说，单向和双向边可在一个网络系统中共存.最近文献[16-17]将这两类边引入级联模型，发现了在局部负载分配机制下边定向方法增加了度分布同质的小世界网络和随机网络，以及异质的无标度网络的脆弱性，但在全局负载分配机制下，边定向方法可显著增强无标度网络的鲁棒性.
冯建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自2014年起连续2年参加了县农广校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于2015年参加了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同年11月，冯建宁作为全省新型职业农民代表带着自己发明的专利产品“核桃树防护贴”，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据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四事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仍停留在普遍意义的层面，很难视为是一种修持方式。参之《年谱》所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可见，王阳明自龙场讲学贵阳书院期间，只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并未形成可用于实践的新修身方式。结果导致听众的关注点落在对知行合一理念的思辨上，“纷纷异同”，即便是支持王阳明观点的人，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行”才能做到知行合一，“罔知所入”。面对这一问题，王阳明给出的答案仅仅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显然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因此，面对实践的需要，王阳明不久即提出“静坐”“自悟性体”的修身方式，并将之视为“用力处”，即修身的起点。
因此，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主观意识上应该属于间接故意，不属于过失犯的范畴，也不属于直接故意。因为我国目前在刑法以及修正案中已明确规定醉酒驾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行为人应该明确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性，但却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属于故意的范畴。虽然行为人可以意识到这种危害结果有可能发生，但是并没有主观上希望或者是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相反他们也不希望出现这种社会危害性。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抽象性危险犯的一种，并不要求危险结果的发生，因此醉酒驾驶应该在主观意识上属于间接故意。
据《年谱》，正德三年(1508)：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从表2可以看出，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常规聚束工作模式针对远近不同的作用距离对雷达的分辨率及成像带宽要求相同，对于定点聚束方式而言，其方位向测绘带宽Ls=R·θ，与作用距离有关系，作用距离越近方位向测绘带宽越小，通常在最小作用距离要求处无法满足方位向测绘带宽的要求，即为解决上述问题通常在工程设计时采用定点聚束与滑动聚束相结合的聚束SAR工作方式，在远距满足方位测绘带宽的情况下使用定点聚束，在近定点聚束无法满足方位测绘带宽时，采用滑动聚束的方式以拓展方位向测绘带宽。
在《传习录》的记载中，王阳明不止一次提到“性是心之体”，“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显然，所谓“吾性本自明”，即心的本体原是光明的，即《大学》所说的“明德”；所谓“吾性自足”，即心的本体是充实的，包涵一切的“理”，即《孟子》所说的“良知”，王阳明后来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致良知”理念的。修身就是追求去掉后天对心的蒙蔽，使心原本光明的本体重现光明，即《大学》的“明明德”，也就是唤醒心中原本具足的先天本能，即《孟子》所谓“四心”“四端”，亦即王阳明后来所说的“良知”。由此看来，王阳明提出的新修身方式，静坐“自悟性体”，就是要在静坐中觉知到自己的“明德”“良知”，或者说心的本体，要在静坐中感受到“明德”的光明、“良知”的智慧。显然，这是一种内心体验式的修持。
《传习录》卷三：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理念构成阳明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此思想指导下，王阳明晚年又提出“四句教”对其一生思想与修身实践进行总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为基础对修身方式又一次进行了修正。
据钱德洪讲，对于这种现象，王阳明“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开始对这种修身方式进行反思。据《年谱》，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正德八年(1513)十月至滁州，正德九年(1514)四月离开滁州，王阳明提倡这种修身方式充其量是在1508-1514年的6年时间里。前引王阳明致冀元亨等的书信，《年谱》录于正德五年(1510)，若由此时算起，王阳明提倡这种修身方式只有4年，提倡这种修身方式的中心是滁州。
自周敦颐始，二程、朱熹皆提倡静坐。王阳明年轻时曾尊行程朱的修身方式，对此当然并不陌生。从形式上看，王阳明新提出的修身方法中的“静坐”是对程朱一系修身方式的继承，实际上，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王阳明要通过静坐“自悟性体”。
《与滁阳诸生并问答语》钱德洪跋：
《传习录》卷三另有一个例子：
此后王阳明虽然提出了新的修身方式，滁州的王门弟子仍旧在践行此修身方法，直到钱德洪来滁州时，“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静坐中光景”，是在听了钱德洪对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讲解之后，才“相庆以为新得”。但是，这种修身方式肯定仅限于滁州一隅了。
二
据《年谱》，王阳明正德十二年(1517)至赣。钱德洪称王阳明：“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说明不晚于1517年，王阳明已经开始提倡另一种修身方式，与此前提倡的静坐“自悟性体”完全不同。
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他著名的“心即理”理念，“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因此是“吾性自足”。经过王阳明的指点，席元山认识到“吾性本自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王阳明悟的是“心即理”。
据《年谱》，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
同时，人行昆明中支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和非银支付机构开展移动支付业务。2017年全省实现蔗糖、烟草等农副产品非现金收购全覆盖，茶叶、咖啡、坚果等领域非现金收购覆盖面也逐步扩大。推进农村支付网络建设，实现辖区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支付网络全覆盖，农村支付服务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显然，至晚在正德十二三年间，王阳明自己的修身实践已经不再是静坐“自悟性体”了，他更为重视的是在处理每一件事情时的恐惧修省，如同《周易》上说的“敬慎不败”，以求将事事处理得妥帖。
兹见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静坐中光景。洪与吕子相谕致良知之学无间于动静，则相庆以为新得。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显然，王阳明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修身方式。针对此前修身方式的弊端，“喜静厌动”“务为玄解妙觉”，王阳明开始强调“致省察克治实功”，反对“悬空去讲学”，认为“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此前的修身方式的重点是“自悟性体”，可以说是《大学》讲的致知，主要形式是静坐；而现在的修身方式的重点是“省察克治”，可以说是《大学》讲的格物，没有特定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日常事务中。与此前的修身方式相对应的阳明学理念是“心即理”“知行合一”，与现在的修身方式相对应的阳明学理念是“事上磨炼”。王阳明的修身方式转为内心自省式的修持。可以说，这种修身方式更符合《孟子》说的“反求诸己”，也更符合《中庸》强调的“日用平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事事进行内心的自省，以求将事事处理得妥帖，也就是王阳明后来在《大学问》中对格物的阐释：“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至此，实际上王阳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修身功夫，导致了部分弟子的误解和混乱。《传习录》记载，有弟子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此人显然是游走于王阳明提倡的两种修身方式之间。王阳明的回答是：“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因此，“事上磨炼”成为阳明学的另一重要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王阳明是自我发展，而不是自我否定，他并没有否定此前的修身功夫，而是将两者并行。钱德洪称：“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其中的“存天理，去人欲”，参之“心之体，性也，性即理”，则所谓“天理”，与“心之体”“性”都是相通的，因此，“存天理”实际上是对“自悟性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对此前修身方式的继承，而“省察克治”才是王阳明在修身方式上的新发展。
《传习录》中有更为细致的说明：
前言: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规模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人力资源管理属于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选择与自身发展相协调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虽然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但管理不善将会影响企业的运营。笔者依据当今社会时代的发展，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选择因素，希望提供给企业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
王阳明调和两种修身方式，将之作为其所提倡的修身方式的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修身，主要是“静坐，息思虑”，高级阶段的修身，主要是“省察克治”；也可以将“静坐，息思虑”视为“省察克治”的预备阶段。因为只有在平心静气的状态下才能够实现“省察克治”，所以修“省察克治”之前应该先做到“息思虑”。两个阶段的修身状态是不一样的，初级阶段的修身主要体现在静坐中，而高级阶段的修身则“无时而可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时时事事之中。
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设酒食劳诸生，且曰：“以此相报。”诸生瞿然问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肆，常恐有愧诸君。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此即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烦口齿为也。”诸生闻言，愈省各畏。
在赣期间，王阳明的名言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认为内心自省式的修持容易实现，内心体验式的修持难以完成。事实上，这一时期王阳明向弟子们更多地强调“事上磨炼”，即内心自省式的修持，也许正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王阳明希望弟子们的修身由易入难。
从正德十二年(1517)算起，至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的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提倡这种修身方式大约前后4年。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学模式的创新是当前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就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加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教师准确理解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概念，恢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给他们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将课堂最大限度的归还给学生，使课堂成为学生合作探究，教师解决疑难问题的模式，充分调动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三
参之前引钱德洪所说：“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既后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可见王阳明提倡的新修身方式，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从形式到内容皆无限趋近于禅宗，另一种是“务为玄解妙觉”，以夸张的体验耸人听闻。也许这是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法律衔接方面，法与法之间常常出现空白或者冲突，并没有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例如衍生产品交易中，如果发生交易合同规定的违规事件或终止事件，交易双方将提前中止所有未到期的交易，并进行“终止型净额结算”。而在现行的《企业破产法》15条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进行清偿的行为无效。因此，该规定的后果就是实际衍生品交易合同中关于抵消权的约定落空。
小儿化食口服液由山楂、六神曲、麦芽、槟榔、三棱、大黄、莪术、牵牛子组成，具有消食化滞、泻火通便的作用，前期药理学研究表明有促进大鼠胃排空，促进便秘小鼠的粪便排出及其止痛的作用［10］。杨亚红［11］用该药联合妈咪爱治疗64例2～6岁便秘患儿，总有效率达到96.9%。
据《年谱》，王阳明的两大弟子钱德洪、王汝中对王阳明“四句教”理解不同。王汝中认为：“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所以认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钱德洪认为：“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王阳明对此的评判是：“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王阳明对钱德洪的指点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对王汝中的指点是：“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传习录》对此事的记载说得更为清晰：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
王阳明不再持调和的态度，不再认为是修身的初级、高级阶段适用的不同方法，而是明确表示自己提倡的修身方式实际上分为两种，适用对象不同。一种适用于“利根之人”，即素质极高的人，但毕竟是个别人；一种适用于大多数人。
热电产业工会着眼于企业发展和职工成长协调一致，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搭建以“技能大赛和劳动竞赛”为主题的练兵平台。采取自下而上、层层选拔的方式，以“全员参与、常态开展”为特点，以“常规赛＋总决赛”形式，建立“班组、车间、分厂、产业”四个竞技层级，开展仿真机、车辆驾驶、电工、钳工、焊工、电气、变电运行、化水试验等多工种技能比武，做到人人练、岗岗比、层层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提升了职工技术水平，引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夯实了职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热电产业培养了一批批高技能人才，工种涉及钳工、焊工、电气、车辆驾驶、变电运行、化水试验等等，给产业带来了硬实力的不断提升。
所谓“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就是“自悟性体”，就是“致良知”，能够实现这一点，就已经是“功夫”了，“人己内外”一切都参透了。用《大学》的概念来说，是由“致知”到“格物”，也可以称之为“顿悟”的修身方式。王阳明也提到“上根之人，世亦难遇”，因此，王阳明虽然认可王汝中已经达到了“自悟性体”，“汝中见得此意”，却嘱咐王汝中要“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就是说，这套方法是无法推广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像钱德洪那样，“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通过具体事情上的“为善去恶”，即“省察克治”，来“事上磨炼”，最终达到“致良知”的境界。用《大学》的概念来说，是由“格物”到“致知”，也可以称之为“渐悟”的修身方式。
王阳明晚年对自己一生的修身实践进行总结，认为儒家存在两种修身方式，一种适用于个别精英，一种适用于大众。通过“自悟性体”达到“致良知”的修身方式是不应该推广的，因为容易导致“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一二《浙中王门学案》中对王汝中的评价是：
为强调《罕哈冉惠传》的主题是“反天崇佛”，学者又拿出了如下细节证据：哈冉惠出征求婚时，口诵佛经，祈祷一路平安，并燃“煨桑”向佛祖叩首；送行的人祝福他，一切会按佛祖旨意实现；阿克布拉尔汗在雪山上修建了八十八佛塔，寺院里供奉着释迦摩尼佛像；姑娘出嫁时带着金字大藏经，勇士们结义时头上顶着佛像；天上打雷时口诵佛经可脱离危险；用金壳里的神水和金丸能使人起死回生等等。
夫良知既为知觉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工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悬崖撒手，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老。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
细胞培养 AMSCs 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共培养：设置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单独培养组、患者AMSCs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共培养组、健康人AMSCs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共培养组，将培养至P3的 AMSCs 铺板，待细胞完全贴壁后，将外周血淋巴细胞种植于预先铺有 AMSCs的6孔板中，外周血淋巴细胞∶AMSCs比例为 10∶1，于PMI1640培养液[内含10%胎牛血清、双抗、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中培养，37 ℃，5% CO2，混合培养 48 h后待测。
受到王阳明认可的王汝中在黄宗羲的眼中尚且“近于禅”“近于老”，其他采用“自悟性体”修行方式追求直接“致良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王汝中的弟子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得更远了，《明儒学案》卷二五《南中王门学案》收录钱德洪致王汝中的弟子贡安国的信中说：
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
显然，钱德洪还在世时，此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后来阳明学走向偏差的根源。朝鲜李朝的安鼎福在《顺庵集》卷一七《天学问答》中曾如是评价阳明后学：“颜山农者以一欲字为法门，何心隐者以一杀字为宗旨，皆曰我先生良知之学以心为师，心之所出皆良知也，我则从吾心之所出。”批判虽然尖苛，但不能说没有道理。总之，阳明学后来受到激烈批判，而其自身的发展也出现诸多问题，阳明后学专主适用于“利根之人”的修身方式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六《江右王门学案》序：“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认为江右王门是阳明学的正宗。但同书卷一七提到，聂豹(双江)“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卷一九提到，刘文敏(两峰)“与双江相视莫逆，故人谓双江得先生而不伤孤另者，非虚言也”。江右王门四大代表人物中的两位，修身方式明显走的是“自悟性体”一路，正是在用王阳明说的“不可执以接人”的修身方法教人，从这个角度看，说江右王门是阳明学的正宗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简介]杨军(1967-)，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
标签：方式论文; 良知论文; 正德论文; 悟性论文; 本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关东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论文;